西方经济得了什么病？（2）

有人可能会说，弗兰克·拉姆齐早已推算出一条财富不断增长的路线，欧洲大陆经济正沿着这条道路前进——这令我想到戴维·赫伯特·劳伦斯对“永恒跋涉”的反思。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从拉姆齐处获得了灵感，他在文章中称赞工作量下降，是对人类精神的解放。8凯恩斯似乎认为，普通人无法走向“繁荣”与“昌盛”。即使现在，许多欧洲人似乎并仍不明白，虽然他们拥有相对较多的财富和闲暇时间，但他们却缺少过上美好生活的必需条件：他们的经济不利于“繁荣”与“昌盛”。导致欧洲衰落的原因显而易见：

在我看来，大多数西欧国家的经济活力处于19世纪至今最低迷的状态。纵观整个欧洲大陆，你几乎看不到新产品的构思与创造，然而那里曾经是新产业和新生活方式的重要源头。欧洲的增长已经陷入停滞，据计量经济学估测，欧洲各国的本土创新增长率都比较小。具有想象力和创造性的活动几近消失，削弱了自主创新，减少了投资活动，并且压抑了经济对劳动力的需求。

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和黯淡的工作满意度足以证明欧洲经济多么令人沮丧。不久前的一项家庭观念调查发现，欧洲国家“幸福”指数的中位得分普遍低于发展较好的新兴国家：西班牙（54）、法国（51）、意大利（48）和希腊（37），低于墨西哥（79）、委内瑞拉（74）、巴西（73）、阿根廷（66）、越南（64）、哥伦比亚（64）、中国（59）、印度尼西亚（58）、智利（58）和马来西亚（56）。9虽然民意调查中的问答往往流于简单，无法完整反映出人们复杂的感受；但这个结果倒并不出乎意料。对于西欧经济，我曾评价道“失败的经济对不起社会。”10

相比西欧，美国经济也好不到哪里去。经济学家斯坦利·费希尔和阿瑟·林德贝克都写文章指出自1960年代开始，美国便出现了“生产率大减速”。11除了1996年至2004年的互联网热潮期间，“全要素生产率”——即资本和劳动力的结合——增长速度较前一个时期明显减缓，且一路走低。根据我的分析，全要素生产率的减缓是造成工资增长率、劳动参与率以及工作满意度大幅下降的原因。过着好日子的人比从前少了许多。（以欧洲大陆国家为例，生产率增长的减缓导致工资增长减缓，许多家庭通过储蓄积累财富，这一切都拉低了劳动参与率。美国生产率增长减缓早于欧洲，所以劳动参与率累积受到的伤害比欧洲国家更深。）

生产率减缓究竟是怎么回事？许多评论员和经济学“票友”想当然地认为硅谷急剧崛起的创新力量已经取代劳动，并且减缓了中低端劳动报酬的增长。我们观察到，报摊、书店、唱片店和许多其他商店已经消失。但是，如果说总创新（aggregate innovation）在上升，很难解释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为什么会下降。阿尔文·汉森几十年前就说过，“最具灾难性的”是“增长停滞”，或如他所暗示的，是总创新的减缓。12

美国的“创新衰竭综合征”——生产率增长放缓和工作满意度下降——是制造业、服务业等传统行业自主创新枯竭的原因。数字、媒体、金融等新兴行业的创新无法弥补这种损失。在美国广阔的腹地，除了常被诟病的教育和医疗保健行业，各行各业创新的脉搏都在明显变弱。谷歌和脸书等公司提供的工作岗位或许对想象力和创造力有所要求，但整个硅谷只占国民收入的3%，对整体就业的贡献就更小了。一旦美国的创新枯竭，欧洲国家再也无法照搬美国的创新，所以会承受低生产率增长综合征的打击——上世纪90年代末的法国和意大利是如此，2005年左右的德国和英国也是如此。美国之所以领先欧洲一步，是因为它在创新领域相较欧洲具有优势，所以劳动参与率和工作满意度也超过了大部分欧洲国家。

究竟是什么导致美国正在失去其创新优势？关于这个问题，任何一种解释都不足以令人信服。然而，有两个方面的解释或许不无道理。一是既得利益抑制了创新，在战后几十年里，既得利益集团先后在西欧和美国得势。早在古罗马时期就产生了经济控制和社会契约的社团主义主张；如今，教育和医疗等行业援引社团主义概念，制定监管和授权许可制度来遏制实验和变革。创新因此受到了抑制。

社团主义强调团结，受到创新者冲击的公司——例如受宝马和丰田冲击的通用汽车——能够获得联邦政府的救助，恢复自身市场地位。因此，宝马和丰田等公司的创新举措往往得不偿失，其他有意创新的公司也不得不格外谨慎。

大公司的股东和利益相关者动用游说组织，援引社团主义关于社会保障的信条，建立了法规，获得了专利，使新公司难以进入市场与老牌企业竞争。由此造成的结果是，外来竞争受到抑制，成功进入新产业的幸存者也开始构筑壁垒。在跨越进入壁垒后，一些公司觉得摆脱了竞争威胁，觉得可以放弃从前坚持的防御性创新。在制药和医疗器械行业，我们可以看到壁垒保护了许多行业内部公司，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的审批过程把许多新公司挡在行业外边，同时也大大降低了创新的速度。因此，行业内部公司得以随意提高溢价幅度来获取更多利润，从而加剧了财富的不平等。

我们可以测试这个理论。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到90年代，非农业经济部门的劳动收入份额从峰值66%降至61％，最近已降至58%。经合组织公布的各行业数据显示，资本占美国GDP的份额从1971- 1981年的32.5%上升到1995至1997年的34.5%；而欧盟同一时期的资本份额则从33.3%上升至38.5%。13

第二种解释提出，家庭和学校对潜在的创新形成了新的压制。控制、团结、保护等社团主义价值观受到强调，妨碍了创新；保守主义和唯物主义传统价值观经常被用来抑制年轻人的创新尝试。学校越来越不重视让年轻人阅读冒险作品和个人发展书籍。父母从小就教育孩子要处处小心，不要离家人太远。现在社会上已开始讨论我们对孩子是否太过于呵护了；是否有必要对孩子进行“放养”，让他们勇于探索、勇于尝试、勇于冒风险。14从年轻人走出校园的那一刻起，家长们就敦促他们从事高薪而稳定的职业，而不是去初创公司工作。现在许多大学都开设了“负责任的投资”之类的课程，却对高风险投资只字不提。

西方国家如何才能走向——或重新走向——普遍的繁荣与昌盛呢？没有新思维，光靠实干是不行的：人们首先必须明白，标准经济学只是用来提高效率的工具，它无法指引社会走上昌盛之路。一个国家要实现全面繁荣昌盛，来自草根、由下及上的自主创新必不可少，只有它们能为经济注入能量。此外，光有经济自由是不够的，一个国家必须具备想象和创造的活力，才能拥有全面创新的能力；而这种活力需要从浓厚的人文价值中汲取养料。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们必须在教育改革中迈出坚实的一步，才能走向全面昌盛。我们教育最大弊病不是技能的传授与需求之间的不匹配。（专家们呼吁加强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等科目的教学，然而欧洲虽已成立了理工类专科大学，却并没有产生什么创新。）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没有教会年轻人正确地看待经济——经济是一个让参与者构想新事物的场所；创业者选择让部分构思变为现实；投资者选择大胆地支持某些项目。我们的教育应该向年轻人呈现这样的画面，让他们全面认识经济，这是非常重要的。

同样重要的是，西方的高中和大学应该让学生接触西方文学经典著作，向年轻人传递人文价值观，让他们愿意从事更具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工作，并主动追求这样的经济模式。教育体制必须让学生接触人文科目，这样才能点燃他们想象和创新的欲望。通识教育的新导向必须得到经济教育新导向的支持。

古典经济学理论过度重视财富积累与效率，我们必须朝现代经济学转向，把想象力和创造力摆放到经济生活的中心位置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