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得了什么病？

西方经济乃至经济学，到底出了什么问题？答案取决于我们以什么标准去衡量：是效益，还是正义？

在西欧和美国，人们对正义的理解或有不同，但这不妨碍许多人跟我有同样的感觉，认为我们的经济远远谈不上公正。过去几十年，以英国经济学家安东尼·阿特金森为代表的一派认为，西方正处于新的“镀金时代”，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现象突出。1他们套用杰瑞米·边沁的功利主义观点，认为收入再分配应自高收入群体向较低收入者流动，直到社会整体达到“公用效益总和”最大化。但该原则是否符合人们对正义的直观看法，这是个问题。

同样在过去几十年里，哲学家们对美国哲学家约翰·罗尔斯的著作更感兴趣。他在《正义论》中提出了对边沁的功利主义根本性的批判，即经济正义在于“效益”的分配。对罗尔斯来说，这个词通常表示消费和休闲的满意度，而不是这些效益的总和。2经济正义在于每个参与者同意向社会经济贡献力量的条件。对罗尔斯而言，正义意味着国家必须采用税收和补贴手段，尽可能高地提升最低工资人群的收入。这样一来，人们通过合作产生的经济效益尽可能多地分配给了处于最不利位置的群体。

这些思潮之间的碰撞仍在继续。边沁的观点已经变形成为社团主义思想，认为国家政府应该以金钱、税收优惠或免费服务的形式，向企业、工会、消费者等提出需求的利益集团提供福利，直到福利成本过高。为了首先满足这么多不同的利益集团的诉求，国库很难再拨出款项补贴低工资群体。

事实是，立法机构里几乎没人支持罗尔斯的观点。美国1975年通过了劳动所得税扣抵制，但它主要是给养育幼子的低工资母亲提供补充收入，对低端劳动者并没有整体上的帮助，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削减了无子女妇女及单身男子的薪资。在就业补贴上，某些欧洲国家花的钱比美国多得多，但统计分析并未证明其对工资或失业率有明显改善效果。

一方面，政策未能有效地向社会弱势群体得倾斜；另一方面，过去四十年里出现了两大不调和的市场力量：生产率增长减缓和全球化。前者使整个西方生产率相对下滑；后者导致低薪制造业输出到亚洲。这两股力量未得到有效制衡，拉低了西方国家就业率和低端就业的工资水平。由此产生的不利影响不仅在于弱势群体的收入减少，更损伤了经济包容性，减少了就业机会，导致部分人无法获得有尊严的薪酬。其实我们的社会本来就欠缺经济包容性：在美国，城市里的黑人青少年长期游离在经济体系边缘；法国的北非族裔也有类似的遭遇；在将普赛人纳入经济体系的问题上，欧洲国家基本上没有什么作为。

西方经济的失败也是经济学的失败。政治经济学有种古典概念，即任凭市场将工资拖到怎样低的水平，“负所得税”都能为所有人织起“安全网”，失业者可领取保险，并免费获得食品、住房、衣物和医疗服务。即使这种政策得到人道实施——而我们知道多数情况并非如此——在后文艺复兴时代的西方，许多人在消费和休闲之外还渴望做些其他的事，比如参与社区生活，与其他人互相交流、共同进步。

现下的政治经济学完全忽视了“包容性”这个概念，也提不出任何补救措施。经济应如何更加包容普通民众，为他们提供满意的工作岗位？专门研究这个领域的长篇著作屈指可数，其中包括我撰写的专著和我编辑的学术论文集。3

如今人们谈论着另一种形式的非正义（injustice）。在拥有体面工作的人看来，经济的不公之处在于他们自己或他们的子女几乎没有机会在社会经济阶梯上攀到更高一层。如今，想要更上一层楼似乎比从前更困难。即使在“镀金时代”，仍有许多商界巨头出身草根——当时虽然梯级相隔甚远，但仍有人爬上了梯子。如今，上层社会有着不公平的优势，精英们利用人脉关系维持社会地位，甚至为子女铺平道路，这使社会中下层群体感觉受到了非正义的待遇。有一点从来没有变：家财万贯、人脉通天的精英联合企业、专业协会、工会和行会竖立起竞争壁垒，阻碍社会的向上流动。

但事实是，不管是企图提高低端工资和就业，还是消除不公平优势，任何罗尔斯主义的行动，都无法改善弱势群体被排除在经济主体之外的不利处境。生产率增速放缓和全球化这两股力量过于庞大。此外，尽管西方经济中的非正义现象令人震惊，但我们不应该把生产率增速放缓和全球化都归因于它。（美国的生产率增速放缓始于1960年代中期，然而制造业工作岗位向较贫穷国家大幅转移发生在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造成这种现象的必然是更深层次的原因。

罗尔斯认为正义是社会的首要美德，然而经济正义虽影响着人们的自尊和民族自豪感，却并不是人们对经济唯一的要求。一个好的经济系统既要有效益又要公正。数十年来，西方经济体在效益方面无法令人满意，达不到某些人文主义者的定义——使人们过上美好、丰富的生活。

在多数人看来，熟练掌握工作是美好生活的一部分，人们由此为自己争取更好的条件或报酬，积累物质财富和非物质经验——我们把这种经历过程称为“繁荣（prospering）”。一个人要发挥想象力、运用创造力、探索迷人的未知，反过来作用于世界，这才符合人文主义者及哲学家对美好生活的设想，我称之为“昌盛（flourishing）”。虽然物质收益可能是达到非物质目的的一种手段，但这里谈到的收益是经验增长，而非物质报酬。正如作家卡比尔·塞加尔所说：“金钱好比血液。你需要它才能活下去，但活下去并不是为了它。”4

这种美好的生活怎样才能在社会上实现？我在《大繁荣》5一书里提出，十九世纪欧洲和美国的经济与活力高度结合，产生创新，从而使繁荣与昌盛成为主流。随着经济的不断演化，新的挑战与机遇应运而生。相应的，社会上更具创业精神的经济参与者不断创新，并在创新过程中不断解决新问题、克服新困难：这些人走向了“繁荣”。在活力精神的鼓舞下，更富有创新意识的经济参与者不断尝试寻找新的生产方式或生产新事物：这些人走向了“昌盛”。

这种活力来自何处？它脱胎自一种有利于创新的文化。十九世纪的英美，以及后来的德法，都具有一种鼓励探索、试验、乃至创新的文化，它沿袭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个人主义，巴洛克时期的活力论，以及浪漫主义时期的表现主义。彼时，经济系统中的创新部分——诗歌、音乐和艺术迎来了爆炸式增长，想象力在其他经济领域的爆发也就不足为奇了。正是在那个年代，乔治·斯蒂芬森制造出第一辆蒸汽火车；约翰·迪尔轧制出第一块铸钢犁板；艾萨克·辛格研发并推广了手摇缝纫机；托马斯·爱迪生发明出留声机；卢米埃尔兄弟发明了电影；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开创了现代护理事业。创新随处可见，尤其是在美国。1858年，亚伯拉罕·林肯在演说中盛赞美国“对新生事物有着伟大的激情、完美的狂热。”6

创新的星火之所以在这些经济体中形成燎原之势，是因为它并不局限于精英阶层，而是从社会底层自下而上地蔓延。出身普通背景的人得以参与到大大小小的创新中去。斯蒂芬森不通文墨，迪尔是名铁匠，辛格是个机械工人，爱迪生出身贫寒。能力普通的人也能贡献出创新的点子。我在《大繁荣》中写道：“即使才华并不出众的人……也有机会开动头脑，抓住机会，解决问题，寻找新方法或发明新事物。”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投身于这种活力充沛的经济体是种难能可贵的经验——不管从哪个方面来看都远超在旧式经济体中工作。翻阅那个年代的日记，你会发现人们抛弃了从前的陈词滥调——因为时代变了，人们不再向往单调而隔绝的乡村生活，转而憧憬商业和城市带来的现代生活。7

在其他一些经济体中，大量普通人没有得到足够的工资，无法去追求更好的事业，走向繁荣昌盛；或缺乏足够的就业岗位来创造这样的机会。工资足够高、失业率足够低、工作机会足够多，都是经济“足够好”的必要条件，但远不够充分。经济的非物质可能性是以物质可能性作为基础的，只有当后者足够充分时，具有冒险性、创造性、想象力的工作才会使人们产生“繁荣”与“昌盛”的满足感。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国家不需要活力也能使人民幸福。法国和意大利已经将近二十年没有任何自主性创新，但那里的人民似乎觉得这完全可以接受。他们满足于无为的经济，简单地让全球市场力量（包括国内外科技进步）拉高工资水平，支撑起财富的市场收益率。（事实上，发达经济体近年来实际工资几乎没有增长。）但是我认为，与繁荣昌盛的经济体相比，这样得过且过的经济体是可怜的，遑论拿来与西方历史上沉醉于创新的岁月相比了。奇怪的是，这种可怜的经济竟是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模型。

在上文描述的古典经济学模型里，除了能够盈利的新投资项目，没人尝试去构思和创造新的事物。再也无人发挥主观能动性，只有对工资、利率和财富的被动响应。这种经济是机械的、了无生气的。好比庄稼在生长，但种庄稼的人没有得到成长。边沁的“效益总和论”被古典经济学奉为至理，它描绘的个体如机械般向社会总体福利作出贡献。在约瑟夫·熊彼特的理论中，冲劲十足的企业家对国家经济之外的新发现进行“显而易见”的应用，便产生了创新——仿佛经济的核心参与者不具备任何想象力。

这些古典模型构成了今天标准经济学的基础。这种经济学尽管在某些方面精密而复杂，但没有为人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提供空间，让他们构思并生产新的产品。这种经济学的根本性错误在于，它把这种缺乏想象和创新的经济当作常态，当作“尽善尽美”的模式。西方国家为此付出的代价是，经济成为了古典经济学的产物，缺乏发挥创造力与想象力的空间。

从1970年前后开始，除英国外的大部分西欧经济体逐渐失去活力，变得越来越机械，越来越像标准经济学的模型。企业大都十分高效；除了极低收入或失业家庭，多数人开始储蓄；他们的财富水平每年都会迈上新的台阶。意大利和法国家庭的财富水平远远超过了美国——如果撇开美国超级富豪的话。随着家庭财富的提升，劳动力供应下降，每周工作时间和劳动参与率都在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