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对外开放战略（2）

第三个变化是中国和世界关系发生深刻变化

过去30多年，我们参与全球竞争，从经贸小国，变成经贸大国，一个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是低成本、优质的劳动力。人口红利支撑了对外开放，特别是出口竞争力快速提高。通过建立经济特区，搞加工贸易，吸引出口导向型的外国直接投资。把外来投资者的技术、管理、品牌、国际销售渠道和我们的低成本优势，特别是制造业劳动力、蓝领工人的低成本优势，有机地结合起来。所以我们从改革开放之初的全球贸易排名第32位，一跃成为全球最大的制成品大国、货物贸易大国。人均GDP从148美元到了7000美元。

我们和很多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的比较优势发生了变化。20世纪90年代初，菲律宾、马来西亚的人均工资是中国的3倍。现在反过来了，我们是它们的3倍。我们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还保持一定的竞争力，因为我们的劳动效率比他们高。我们有比较完善的产业配套能力，综合成本还是有优势，产品质量上有一定的优势。但是，如果动态地看，可能这个变化还会继续削弱我们传统的竞争优势，这是发展的结果。

有没有新的优势在涌现？其实也是有的。人口结构也在发生很快的变化。有不利的变化，比如老龄化快速到来。年轻劳动力的结构也在变化。2000年，我们一年高考招生是108万人，现在招700多万，毕业700多万大学以上的学生。我们每年有1500万—1600万人进入劳动大军。原来108万人进入高等院校，剩下还有1400多万人可以做蓝领工人。现在700多万人去上了大学，上完大学以后，又进入劳动大军，但他们已经不愿意做蓝领工人了。劳动力市场上，蓝领工人继续招工，工资上涨得快。大学生找到一个他喜欢的稳定的体面的就业机会，很难。

在蓝领工人的市场，一个很突出的问题是劳动力流动太快，流失率非常高。流失百分之百的企业非常多。极端的企业可以到500%，一线工人换了5茬。这样的情况有利有弊，好处是通过劳动力流动，知识在快速地扩散、快速地交换；不利就在于，快速扩散、快速流动，让工人缺乏劳动技能的积累。企业主不愿意过多地去投资工人的培训，培训完就走了，培训的费用打水漂了。当产业需要升级，需要更高素质的劳动力的时候，蓝领工人的素质、技能并不能支撑这种结构的升级。所以，更好的质量、更高的技术含量、更好的服务这些有很多是需要劳动力素质的提升来支撑的。

人口红利表现在什么地方？素质提高了，研发成本和发达国家比就有优势。再加上国内这个大市场，从原来潜在的大市场，变成了现实的大市场。

尽管经济增长速度从10%降到了7%，但7%的增长就是7000多亿美元的增量，相当于土耳其(全球第16大经济体)全年的GDP(8000亿美元)。虽然减速了，但基数大，对全球GDP的贡献依然还是最高的。这就会对追逐本土市场和研发成本的投资者产生吸引力。这和以前把中国作为一个低成本加工出口基地相比，发生了很大改变。

在这三个变化里，有很多挑战，也有很多新机遇。以前的机遇主要是有利于我们扩张，有利于推进工业化规模，而现在的机遇有利于升级。

规模的变化，导致中国和世界的关系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在我们自己可能还没有做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一下子变成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且增量是全世界最多、最大。

作为一个新兴的崛起大国，本身会有很多新的诉求，这些诉求包括要对全球的规则制定发生影响力。

国际社会也会对我们有新的期盼。这就是大家听到的“中国威胁论”和“中国责任论”，美国人说，你不能搭便车等等。其实种种对中国的这些声音，都反映了我们的规模扩张、新兴大国的崛起，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改变。这和其他东亚经济体、四小龙在追赶阶段与世界的关系是不一样的。小经济体只面临结构升级的问题。大经济体除了结构的变化，还有一个规模变化带来的中国和世界关系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