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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安:解读《国家安全法》 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5)

(四)网络安全

《国安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国家建设网络与信息安全保障体系,提升网络与信息安全保护能力,加强网络和信息技术的创新、研究、开发,实现网络和信息核心技术、关键基础设施重要领域、安全数据可控;加强网络管理,防范、制止和依法惩治网络攻击、网络入侵、网络窃密、散布违法有害信息等网络违法犯罪行为,维护国家网络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我们说网络安全之所以关乎国家安全和国家权益,是由互联网强大而独特的信息功能所决定的。梅特卡夫定律认为,网络价值随网络用户增长而呈几何级数增加。互联网大面积普及使得其应用功能和应用价值实现了从量变到质变的跨越,成为承载全人类信息传播、管理控制和社会运行的战略基础设施,从而对国家安全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

首先,网络空间成为一个国家的主权空间。无处不在的信息网络构成了一个人类活动的新空间,这就是网络空间,并成为陆、海、空、天之后的第五大主权空间。美国在2011年发布《网络空间国际战略》和《网络空间行动战略》,均将网络空间与海陆空天并列为主权领域,还成立了网络军队司令部。全世界已有30多个国家制定了网络空间战略及相关政策。在这种形势下,网络空间是一个国家主权的构成部分,侵犯一个国家的网络空间,就是侵犯一个国家的主权。

其次,网络主导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国家安全。在互联网普及的时代,国际争斗中最常用、最危险的手段,已经不是军事武力,而是网络渗透和控制。某些国家凭借网络技术优势,掌握其他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绝密情报,可以瘫痪其通信网络、金融信息和军事指挥系统,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美国曾经用“震网”病毒摧毁了伊朗的核设施,实行了“棱镜”计划来刺探别的国家情报。西方国家多次利用互联网煽动“颜色革命”,这都说明,网络主权已经成为国家安全的核心内容。掌控不了自己的信息网络,国家安全无从谈起。

再次,网络经济已经成为国际经济竞争的制高点。我们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信息技术创新正在向纵深发展,现在随着互联网金融、智能工业、电子商务的发展,云计算、物联网让所有的商品物品、机器设备进行智慧化远程控制,大数据时代使得经济价值得到充分的挖掘。国际经济竞争、综合国力的竞争,越来越聚集在信息网络领域。

因此,网络安全是一个关乎国家生存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在全球化时代,网络逐渐从经济社会领域扩展至政治、外交、安全等领域,网络安全在国家安全当中的地位不断上升。

同时我们说网络空间逐渐发展为一个“小社会”,其政治性不断增强。首先,网络空间放大了现实问题,与其形成相互激荡之势,并成为策动、组织和联系各种群体活动的重要工具,影响社会政治稳定。其次,网络空间成为西方国家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和进攻的新工具。因此不要放松网络空间对于国土安全攻击的这种警惕,未来网络空间价值观矛盾将更加突出,国家将面临更大的政治压力。

(五)反对恐怖主义

《国安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国家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加强防范和处置恐怖主义的能力建设,依法开展情报、调查、防范、处置以及资金监管等工作,依法取缔恐怖活动组织和严厉惩治暴力恐怖活动。

恐怖主义是这样的:系统地使用恐怖行为作为强迫的手段;一种威胁或者暴力的气氛。这个定义,强调了恐怖主义是一种系统的恐怖行为或者暴力、威胁的气氛。因此最明显的一点就是恐怖主义把恐怖作为教条来信仰和实行。

1988年,美国一架客机在抵达英国洛克比小镇上空的时候爆炸,机上259人全部遇难,飞机的碎片又砸死了地面上的11个人。事后查明,爆炸是由恐怖分子制造的。这就是国际著名的“洛克比空难”。

1995年,美国俄克拉荷马市联邦政府大楼遭到汽车炸弹袭击,168人死亡、400多人受伤。

1996年,车臣分裂分子绑架了上千平民为人质,并在10天之内将大部分人质杀死。

1997年年底,一伙伊斯兰极端分子在阿尔及利亚西部一些村庄屠杀了815名平民。

1998年,美国驻肯尼亚和坦桑尼亚使馆遭到炸弹袭击,224人遇难,5000多人受伤。

1999年,一伙持枪歹徒闯进亚美尼亚议会大厦,枪杀了该国总理、议长、副议长、部长及议员共8人。

2001年美国“9·11”恐怖袭击。

在中国,2014年5月22日新疆乌鲁木齐爆炸案。

2014年5月6日广州火车站暴力袭击事件。

2014年4月30日乌鲁木齐火车站恐怖案。

2014年3月1日昆明火车站恐怖案。

2013年10月28日天安门金水桥恐怖事件。

这些都说明了恐怖主义在全球有上升趋势,对此各国都有一种共识,全球合作空间加大,是共同的议题。所以《国家安全法》将反恐怖主义也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予以重视。

(六)生态环境安全

《国安法》第三十条规定了国家完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体系,加大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力度,这点极为重要。我们知道近些年来在中国大陆上,以华北中心为基础的雾霾天气非常严重,生态安全已经引起了民众、各级政府和中央的高度关注,现在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予以充分的重视。要建立一个好的生态环境,还民众一个清水蓝天,是新一届政府的承诺,也是中国梦实现的一个前提和保障。

(七)核安全

《国安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国家坚持和平利用核能和核技术,加强国际合作,防止核扩散,完善防扩散机制,加强对核设施、核材料、核活动和核废料处置的安全管理、监管和保护,加强核事故应急体系和应急能力建设,防止、控制和消除核事故和对公民生命健康和生态环境的危害,不断增强有效应对和防范核威胁、核攻击的能力。

在这一条款当中有两方面的要求:首先,中国对待核能的态度是和平利用。我们说核能是当今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运行的主要能源,是替代污染严重的煤炭的主要清洁能源,它能够保护环境,是使经济能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的基础资源。因此和平利用核能主要是用于经济目的和民事目的,为环境改善、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主要动力。中国的《核安全法》明年交人大讨论,有一个权利交给公众,就是由公众来投票决定核设施的去和留。我们说在使用核能当中,保障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是极为重要的,但是我们还该加强对核能源的宣传,让大家知道核能源在民用和经济方面使用的技术本身已经达到了安全的范围之内,没有问题。但是中国的问题是什么呢?加强制度建设和管理建设。在管理的环节方面,对核设施、核材料,核活动、核废料处置的安全管理、监管和保护,加强核事故应急体系和应急能力建设,这是我们加强的重点;另一方面,在核安全方面,我们要发展中国的核技术,这是中国历来主张的。为了保证国土安全,我们有一个“打狗棍”的需要,因此增强有效应对和防范核威胁、核攻击的能力,既是我们最低的要求,也是中国保证核安全的立场。

(八)空间技术

空间技术就是合理地加强国际合作,加强安全进出、科学考察,维护我国在外层空间、国际海域和极地的活动和其他利益安全,这牵扯到中国的国家利益,不能放开,因此把它上升为国安全层面予以规范,在这里就不展开了。

(九)公共安全

《国安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国家健全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的体制机制,健全公共安全体系,积极预防、减少和化解社会矛盾,妥善处置公共卫生、社会安全等影响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突发事件,促进社会和谐,维护公共安全和社会稳定。

这一条实际上针对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等突发事件,按照应急与预防准备、监测与预警、应急处置与救援、恢复、重建等工作环节,以及风险管理、基层应急、社会参与、重要基础设施与关键资源安全、巨灾等重要领域和建设的不同要求。

目前我们国家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国际化的关键时期,结构升级、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加快将伴随各类矛盾凸显,突发事件高发,各种传统的和非传统的、自然的和社会的安全风险交织并存,使得城市安全面临挑战和考验更加复杂严峻,防范与处置突发事件工作更加艰巨。2015年6月1日,重庆东方之星客船在长江翻船,造成400多人死亡。2015年8月12日,天津滨海新区港口仓库发生爆炸,死伤多人,足见公共安全极为重要。

目前我们遭遇的问题是,第一,自然灾害风险日趋频繁。受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强降雨、干旱、高温、浓雾、冰雪、沙尘暴等极端天气和外来有害生物对农林生产和生态环境可能造成较大危害。第二各类事故灾难仍然可能高发。城市地下管线网络,因自然老化或人为外力破坏造成的管线破裂、泄漏和路面塌陷等突发事故仍时有发生。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多,易发生危险化学品的泄露、爆炸、污染等突发环境事件。中心城区超高层建筑集中,高层发生火灾的机率增加。人员密集场所、有限空间作业、地下空域的安全问题凸显,风险不确定。随着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加快,轨道交通、建筑施工等各类生产安全事故时有发展。随着高新产业、现代服务业的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新的危险因素。

城市安全运行面临较大的压力。人口急速扩张对城市承载能力形成严峻挑战,人口高度集中导致突发事件不确定、复杂性增强。水资源不足,资源能源对外依赖性强,增加了局部的矛盾,所以紧张事件不断发生。再有一个是公共卫生事件不确定性较大。社会安全稳定事件也在发生,因征地、拆迁、企业改制、就业和社会保障、环境污染引发的上访、聚集的群体性事件也较为突出。因此加强应急处置体系建设,提升快速反应能力,是对我们国土安全和应急能力一个极大的考验。

因此,我们应该加强:第一,健全应急决策支持机制。第二,完善现场指挥与协调机制。第三,加强应急联动与协作机制建设。第四,加强军地协同应急机制建设。第五,加强应急通行和交通保障机制建设。第六,加强空中救援机制和能力建设。第七,加强各种信息发布与舆论引导机制建设。

今年发生的两次大的突发事件就是长江翻船事件和“8·12事件”,新闻发言人明显对舆情掌握不清,对于民众知情权的要求认识不清,回答问题不能满足公众知情权的需要,引起民众普遍的不满。我们说权威发布如果跟不上,谣言就会漫天飞,就会直接影响政府的信誉。所以我们说,信息发布、舆情引导的机制,对我们突发事件应对的要求,实际上提到了一个很高的程度。

在这次应急当中又提出一个问题,这就是救援的专业化问题。我们说6月份的这次股灾,提到了股市稳定的重要性,但是股市稳定要求专业性、技术性的问题极高,提出对专业的高精尖人才的需求。比如说我们需要一些非常优秀的操盘手,但是以国字头为单位的证券机构和金融机构高级的操盘手需求不足,都需要从民营的机构借高级的操盘手。再有一个就是前面讲的中国高精尖人才的流失,这就对于我们的技术开发、技术管理、技术使用,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一次“8·12”的救援,也提出了一个救援的专业化问题,而我们对救援的专业化的认识是不够的。

责任编辑:田甜校对:平晶晶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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