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思想统帅毛泽东（5）

1938年5月19日，日军占领徐州。徐州失守，意味着中日战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日军的下一步行动有两种可能：一是主力转向华北，专门去消灭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一是继续向南进攻，打武汉、广州。对日军动向的准确判断，是确定我党战略方针的基础。同时，到徐州失守时，抗日战争已经进行了十个月，各种矛盾已经充分暴露，可以认识到规律性的东西了。毛泽东开始集中一段时间，静下心来分析时局的变化。那段时间，毛泽东会客少了，他集中精力来研究收集来自各方面的情报，对中国持久战略的基本要点进行深入思考，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毛泽东身边的卫士回忆，那段时间，毛泽东白天在院子里踱步，常常因深入思索某个问题而忘记了其他。晚上，毛泽东阅读各方面的来电，研究全国的军事局势，彻夜不眠。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毛泽东对抗日持久战进行了更加全面深入的思考，形成了中国抗战持久战的总的战略思想体系。在包括国民党军队最高领导人蒋介石在内的绝大多数中国人对抗战前景迷盲，中国还没有一个抗战总战略的情况下，毛泽东决定把自己考虑成熟的抗战总战略写出来。

1938年5月底，毛泽东动笔写作《论持久战》。他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要对抗日战争持久战的性质加以系统论述。但一开始还没有《论持久战》的书名，也不是一次写成的。毛泽东当时主要是针对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大家提出的问题，感到有必要系统地回答，因此便动笔写作了。他在写作过程中，一个问题接一个问题的分析，一层层地剖析，逐步深入，最后竟然积累起数万字的一部著作，后来定名为《论持久战》。毛泽东的写作过程，是十分辛苦的。他白天投入紧张的工作，对八路军的战略行动进行及时分析和正确指导，对边区建设中的各种重大问题拿出解决方案，还要起草电报，读书读报，研究问题。只有到了深夜，他才能坐下来在油灯下写作。好在当时毛泽东的身体非常好。他自己说过：我习惯晚上写作，“晚上是我精力最充沛的时候。”笔者曾经参观过毛泽东写作《论持久战》的地方，那是一个很小的小屋子，即使是白天，里边光线也很暗，屋子里放着一个不大的旧式木桌，一把旧椅子，桌子上有一盏小油灯，有一支毛笔。毛泽东就是在这间小屋子里，用这支毛笔写下了确定抗日战争总战略的雄文《论持久战》。据当年毛泽东的卫士回忆，毛泽东写作《论持久战》时，十分投入，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不动，在那里思考、写作。有时实在太累了，就站起来在屋子里走动几步，然后很快又坐下来写作。夜深了，毛泽东饿了，就叫卫士送来一块烤红薯，吃完了继续写作。有一次，毛泽东写作入了神，他的脚挨上了炭火盆，但毛泽东丝毫也不晓得，直到炭火盆把鞋子烤焦了，满屋子弥漫着焦糊的气味，被卫士们发现，赶紧提醒毛泽东，毛泽东才知道，卫士们进来给毛泽东换了一双鞋子之后，毛泽东又继续写下去。

经过一段时间的集中写作，《论持久战》终于完稿了。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用了近十天的时间，讲演《论持久战》的基本内容。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开宗明义地说：我的讲演就来研究持久战。“和持久战这个题目有关的问题，我都准备说到。”毛泽东首先驳斥了“亡国论”和“速胜论”，认为持这两种论调的人“看问题的方法是主观的和片面的，一句话，非科学的。”毛泽东的结论是：抗日战争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但抗日战争不能速胜，而是持久战。毛泽东提出这个论断的根据来自对中国和日本两方面情况的科学分析：日本方面的长处是其战争力量之强，其短处则在其战争本质的退步性、野蛮性，在其人力、物力之不足，在其国际形势的寡助。中国方面的军事力量、经济力量、政治组织力量比较弱，然而正处于进步的时代，其战争是进步的和正义的，又有大国这个条件足以支持持久战，世界的多数国家是会要支援中国的。中日双方这些特点“规定了和规定着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接着，毛泽东又引用中外的大量材料，有理有据地驳斥了“亡国论”和“速胜论”，论述了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战的道理：敌强我弱这种情况没有产生基本变化，在战争一定阶段上，敌人还能得到一定程度的胜利，但我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的努力，使敌我只限于一定阶段内的一定程度上的胜或败，造成了持久战的局面。在中国方面，弱的因素虽有了某种程度的进步，但距离足以阻止敌之进攻及准备我之反攻的必要的程度，还远得很，这也规定了战争不能速胜，只能是持久战。毛泽东论述了持久战的三个阶段。他说：“这种持久战，将具体地表现于三个阶段之中。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备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三个阶段的具体情况不能预断，但依目前条件来看，战争趋势中的某些大端是可以指出的。客观现实和行程将是异常丰富和曲折变化的，谁也不能造出一本中日战争的‘流年’来；然而给战争趋势描画出一个轮廓，却为战略指导所必需。”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论述了实现持久战的总方针。这个总方针把重点放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上。毛泽东指出：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中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而第三阶段中，则是战略反攻战，主要任务是收复失地。收复失地，主要靠中国自己的力量，但也须依靠国际力量和敌国内部变化的援助。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还论述了游击战对抗日战争的重大意义，强调了“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的道理。

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回答了人们最关心的问题，对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有了一个清楚的描述，标志着中国抗日战争总战略的正式形成。它的发表，不光提高了人们坚持抗战的信念，而且产生了一个连毛泽东也事先没有想到的一个结果：毛泽东在共产党内、在中国人民中、在包括国民党高官在内的社会各界人士中，赢得了广泛的钦佩和尊重。要共产党内，连在理论上好挑别人“毛病”的王明，也不得不说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水平高。据邓力群同志回忆，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使人有豁然开朗之感，大家都感到，毛泽东英明、高明。《论持久战》发表后，在国民党上层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国民党军政要人也认为毛泽东提出的战略正确，并且据此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了抗战部署，制定基本军事方针，实际上接受了毛泽东的抗战总战略。程思远先生在回忆中就谈到了《论持久战》在国民党上层的影响。他说：“毛泽东《论持久战》刚发表，周恩来就把它的基本精神向白崇禧作了介绍。白崇禧深为赞赏，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后来白崇禧又把它向蒋介石转述，蒋也十分赞成。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并取得了周公的同意，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国民党高级军官们也对《论持久战》中的观点十分信服，对毛泽东的军事天才十分赞叹。

应当提到的是《论持久战》发表后在国外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当时，一位外国记者读了《论持久战》后评论说：“《论持久战》发表后，不管是中国人对共产主义的看法怎样，不管他们所代表的是谁，大部分中国人现在都承认毛泽东正确地分析了国内和国际的因素，并且无误地描述了未来的一般轮廓。”还有一件事可以看出《论持久战》在海外的影响：《论持久战》印刷出来不久，周恩来就从武汉把书寄到香港，委托宋庆龄找人翻译成英文，以便在海外发行。宋庆龄收到这部书后，认真地读了两遍，她深为毛泽东的深刻分析和高远眼光所折服，立即找自己亲近的朋友爱泼斯坦等人进行翻译。经过宋庆龄组织人进行一番努力，把《论持久战》翻译成了英文，准备在海外出版。毛泽东得知这件事后，特意为英文本写了序言。他在序言中写道：“希望此书能在英语各国间唤起若干的同情，为了中国的利益，也为了世界的利益。”毛泽东的这一期望得到了回报：《论持久战》的英文本在海外发行后，得到了国际上的积极响应和高度评价，丘吉尔、罗斯福的案头上，都放着《论持久战》英文本，斯大林的案头上则放着他专门请人翻译成俄文的《论持久战》文稿。

更应该强调的是，毛泽东制定抗战持久战总战略，为抗日战争提供了最高的也是最正确的战略指导。事实上，抗日战争正是按照毛泽东持久战略的预料发展的。抗日战争经历了毛泽东所指出的三个阶段后，中国人民最终战胜了日本侵略者。中国人民一百年来，第一次在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中取得了完全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