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思想统帅毛泽东（3）

与此同时，毛泽东也直接做国民党中央的工作。1936年5月5日，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政府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将“抗日反蒋”政策转变为“逼蒋抗日”政策。1936年8月25日，毛泽东在以中共中央名义致国民党书中表示：“早已准备在任何地方与任何时候派出自己的全权代表，同贵党的全权代表一道，开始具体实际的谈判，以期迅速订立抗日救国的具体协定。”1936年12月1日，毛泽东率红军将领致信蒋介石，再次呼吁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信中非常诚恳地写道：“当前大计只须先生一言而决，今日停止内战，明日红军与先生之西北剿共大军，皆可立即从自相残杀之内战战场，开赴抗日阵线，绥远之国防力量，骤增数十倍。是则先生一念之转，一心之发，而国仇可报，国土可保，失地可复，先生亦得为抗日英雄，图诸凌烟，馨香百世，先生果何故而不出此耶？吾人敢以至诚，再一次地请求先生，当机立断，允许吾人之救国要求，化敌为友，共同抗日，则不特吾人之幸，实全国全民族唯一之出路也。”

毛泽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努力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在西北，红军与奉命前来“围剿”的东北军、十七路军实现了局部停战，并建立了“三位一体”的抗日军事同盟。

但蒋介石却没有抗日大局意识和容纳各方力量挽救民族的胸襟，在日本加紧侵华，中华民族亡国在即之时，他继续调动国民党军队“围剿”红军，并且催促西北各军事实力派进攻红军。蒋介石不顾国家命运的行为，激起了国民党主张抗日力量的愤怒。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被国民党将领张学良、杨虎城扣押，并逼他抗日。西安事变发生后，毛泽东敏锐感觉到，这是争取蒋介石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良好时机，他不仅力主不杀蒋，还迅速确定了和平解决的方针，并应张学良、杨虎城的邀请，派周恩来、叶剑英等人赴西安谈判，迫使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等六项条件。为了最终促成国共两党合作抗日，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又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以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为主要内容的五项要求，同时提出四项保证：如果国民党将五项要求定为国策，共产党愿保证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方针；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特区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1937年2月中旬至7月中旬，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秦邦宪（博古）、叶剑英、林伯渠等与国民党代表蒋介石、宋子文、顾祝同等，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进行多次关于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谈判。但蒋介石仍然坚持消灭共产党的主张，致使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一拖再拖。国共双方没有达成协议。

1937年 “七七”事变发生，第二天，中共中央即发布通电号召全中国军民团结起来，抵抗日本的侵略。7月15日，中共中央将《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送交蒋介石。《宣言》提出发动全民族抗战、实行民主政治和改善人民生活等三项基本要求，重申中共为实现国共合作的四项保证。17日，中共代表周恩来等在庐山与蒋介石继续谈判。同一天，蒋介石发表了准备抗战的谈话。1937年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地直接受到威胁，8月14日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8月中旬，中共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与阎锡山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此情况下，蒋介石才不得不同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中共代表周恩来在南京举行第五次谈判，商谈发表中共宣言和改编红军问题。商谈中，蒋介石被迫同意将在陕北的中央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路军（简称八路军）。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中央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开赴华北抗日前线。10月间，又将在南方十三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任命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张云逸为参谋长，开赴华中抗日前线。在共产党的催促下，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实际上承认了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至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历尽波折，正式形成。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之后，蒋介石在与共产党合作抗日过程中，却始终抱着削弱、压制共产党的政策，军事上限制、围困甚至直接打击八路军、新四军，不断制造摩擦，蒋介石对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所采取的政治打击和军事进攻的办法，包括偷袭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围困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试图消灭新四军军部的皖南事变、中断八路军和新四军的供给等等。从1939年至1945年这6年间，由国民党挑起的国共之间的局部磨擦一直持续未断。尽管如此，毛泽东采取的基本方针是：防备和回击国民党的限制、围困和军事打击，但坚决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使国共合作破裂。共产党一直坚持毛泽东的这个方针，直到抗日战争胜利。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维护，是中国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基本条件，创造这一条件的，是毛泽东，不是蒋介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