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新常态的本质是增长动力的转换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5月和7月对经济新常态做了重要论述，在11月份的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对经济新常态的主要特点、发展机遇和全面深化改革等主要问题做了阐释。在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又从九个方面分析了我国经济发展的趋势性变化，强调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而准确把握经济新常态的本质，平稳实现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则是未来一段时期我国经济工作的大思路。

一、经济增长动力的学理性分析框架

大凡研究社会科学领域的问题，聚焦某一个主题，提出和运用一个完整而逻辑自洽的分析框架，是分析问题的基本方法。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现象与本质综合于事物本身。从表面上看，经济新常态表现为增长速度从高速向中高速转换，而从本质上看，则体现为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因此，深入研究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对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和引领新常态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本文先基于经济学的学理性研究，提出一般性的分析框架，再从抽象回到具体来研究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增长动力转换问题。

关于经济增长的动力究竟是什么？理论界的认识并不统一。最为广泛熟知的是西方经济学中提出的“需求动力原理”，即一国经济总量可用消费、投资和出口这三大支出所创造的总需求来核算，也就是我们常讲的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这一理论为认识经济增长动力问题，提供了一个最为经典的分析框架。但这一理论只能从需求端来研究经济增长动力问题，缺乏供给端的分析因子。

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一书，研究的主题是“一国国民财富的基本性质和增长的原因是什么”，用今天的经济学语言讲，就是研究“如何实现一国的经济增长”。亚当?斯密认为，“由于实行劳动分工的所有不同行业的产量成倍增长，在一个治理得很好的社会出现普遍的富裕，推广到了最底层的人民。”“每一个其他的工人也完全一样，能用自己的大量产物去交换他人的大量产物或其等价品，于是社会的所有不同阶级都变得普遍富裕起来。”[1]在亚当?斯密的理论体系里，他认为劳动分工促进经济增长，劳动分工是提高经济效率、促进经济增长的最好途径。在亚当?斯密看来，劳动分工起源于人的自利与交换倾向，但受到市场范围的限制。因此，从本质上看，亚当?斯密认为经济增长的动力来自劳动分工。

宏观经济学之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彻底打破了新古典经济学奉行的“供给会自行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教条。《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的研究主题是国民收入和就业量的决定问题，从本质上看，同样是研究一国如何实现经济增长从而实现充分就业的问题。在凯恩斯看来，“如果消费倾向和新投资量造成有效需求不足，那末，现实中存在的就业量就会少于现行的实际工资下所可能有的劳动供给量，而均衡的实际工资会大于均衡的就业量水平的边际负效用。”[2]在此基础上，凯恩斯认为，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效率递减和流动偏好三大心理规律的存在，总需求均衡于总供给，只是一种偶然现象，而有效需求不足是一种常态化的状况，这就是造成经济危机和就业不足的根本原因所在。概括地讲，凯恩斯认为一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在于“需求管理”，即要通过政府干预拉动投资和消费，弥补有效需求不足，从而实现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均衡，拉动经济增长。这亦可看出，现代西方经济学中拉动经济增长“三驾马车”的“需求动力原理”即来源于凯恩斯的理论。

在西方经济学界享有极高声誉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出了关于经济增长的独特理论。在熊彼特看来，“仅仅是经济体的增长，如人口和财富的增长，也不能被称作是发展过程。因为它没有产生本质上的新现象，而只是同一种适应过程，像在自然数据中的变化一样。”[3]而熊彼特认为，只有创新活动才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根本力量。他将创新归结为五种情况：第一，生产新产品，第二，使用新技术，第三开辟新市场，第四发现和控制原材料的新供应来源，第五，实行新的企业组织形式。熊彼特进一步强调，创新、生产要素的新组合与经济发展的组织者是企业家，促使他们进行创新活动的是“企业家精神”，这种创新活动能够将一种从来没有过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因此，在熊彼特的理论体系中，他认为经济增长的动力来自于创新活动以及促进这种创新活动的“企业家精神”。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斯则为经济学界认识经济增长动力问题，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道格拉斯?诺斯在其代表性著作《西方世界的兴起》中开门见山地写道，“本书的中心论点一目了然的，那就是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4]在这里，诺斯所指的“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实质就是“有效率的经济制度”。在诺斯看来，有效率的组织需要在制度上做出安排和确立所有权以便造成一种刺激，将个人的努力变成私人收益以接近社会收益率的活动，从而推动一个社会财富的增长。这样，诺斯顺延推理出，在现代经济社会中，一套完整的产权保护制度是实现财富增长的关键，这也是西方世界兴起的根本原因所在。因此，从今天的研究视角来看诺斯的理论体系，其基本要义即为：“一套有效率的制度安排尤其是有效率的产权保护制度安排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所在”。

当然，后来的西方经济学家丹尼森、多马、哈罗德、卢卡斯等人皆对经济增长动力问题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基于以上理论的分析和研究，本文初步提出“经济增长四元动力模型”，即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四个因子：要素配置、需求优化、技术创新和制度变革。其中，“要素配置”因子来自亚当?斯密的理论，从现代经济学意义上讲，劳动分工实质就是对劳动力要素的一种优化配置。“需求优化”因子来自凯恩斯的理论，通过政府干预或者其他手段弥补有效需求不足，使总需求均衡于总供给，这是一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技术创新”因子来自熊彼特的理论，当然这里的“技术创新”含义比熊彼特提出的“创新”内涵有所缩小。“制度变革”因子则来自诺斯的理论，这里的“制度”包括体制机制以及经济制度等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