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新常态的本质是增长动力的转换（2）

二、中国经济增长的原有动力在衰减

前文的论述，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研究经济增长动力的分析框架。有了此分析框架，便可以对中国经济的增长动力问题，做一个学理上的分析。实际上，从近十年看，2003—2007年，中国经济连续五年保持两位数的高速增长，2008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回落到一位数增长，而2012年和2013年进一步回落到7.7%的年增长率。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4年全年GDP同比增长7.4%，经济增速进一步呈现企稳态势。[5]运用上文提出的“经济增长四元动力模型”来分析的话，中国经济进入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转换的新阶段，其本质上是原有经济增长动力正在逐步衰减，而新的增长动力尚在孕育和形成之中。

一是传统人口红利在逐步消失，劳动力要素配置在发生转换。从我国东部发达地区的实际情况看，劳动力供给的短缺更加明显，“刘易斯拐点”正在到来。根据相关课题组的研究表明，中国劳动力成本10多年来大幅增长近4倍，单位小时劳动成本由2000年的0.6美元增加至2013年的3.2美元，已相当于泰国的1.7倍、菲律宾的2.6倍、印尼的3.6倍。与此同时，中国的传统人口红利正在逐渐减少。中国就业数据显示，从2013年开始，中国劳动力供给开始绝对地减少，而劳动力新增需求依然稳定在每年1000万以上。而劳动力供给的总量，预计到2020年的战略节点上，这个数值估计会减少到9.16亿人。[6]因此，这就从客观上决定了我国依靠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传统人口红利”支撑经济高速增长模式已经难以为继。

二是出口需求发生常态性萎缩，经济需求结构在发生转换。支撑我国三十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因为走的是外向型经济发展道路，我国经济是依靠外需的强大动力拉动经济增长，依靠国际市场消化国内产能，以此带动经济的高速增长。但在经济新常态下，尤其是2008年以来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还在不断显现，世界经济复苏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上升，面临的下行压力和潜在风险有所加大，从而严重影响世界经济复苏进程。新兴工业化国家在短时期内，经济同样很难有很大的改观，美欧等经济强国相继提出“再工业化”等措施，发展中国家都在重塑和加快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这使得我国的外部需求环境雪上加霜。因此，这种发展态势倒逼我国必须逐步转换需求结构，将扩大国内需求尤其是消费需求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2014年，我国最终消费对GDP的贡献率是51.2%，消费对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正在逐步加强。

三是技术创新效应在逐步增强，要素驱动模式在发生转换。过去30多年我国走的是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的经济发展路子，目前依靠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的经济高速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要素的规模驱动力在减弱。面对世界科技创新和产业革命的新一轮浪潮，面对企业主动转型、创新意愿的明显加强，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正逐步发生转换。2014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是1978年的3倍以上，这是由体制改革、技术进步、结构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中国经济正逐步转换增长动力，逐步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转入创新驱动型的经济新常态。值得指出的是，随着第三次工业革命迎面而来，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将会大量涌现，这些投资机会将会成为经济发展新的动力和增长点。[7]

四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逐步完善，体制机制因素在发生转换。从以往20多年的实践看，我国的经济体制基本上是政府主导的不完善的市场经济。这里面存在着许多问题，比如，资源配置的明显不合理、容易出现严重的腐败问题等。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表明了我们党对市场经济体制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在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新常态下，政府不搞强刺激，主要通过转变职能、简政放权、减税让利、加快形成有序规范的市场环境、加快财税金融改革、深化商事制度改革等途径，将资源配置的决定权限交给市场，通过市场方式解决好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不断增强经济的内生动力。我国政府通过全面把握总供求关系新变化，运用区间调控、定向调控等宏观调控方式来弥补“市场失灵”，推动经济平稳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