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法律制度让“流氓软件”不再“耍流氓”（2）

用公益诉讼驱除流氓软件

对于流氓软件，每个人都是直接的受害者，且受害不浅：轻则手机或电脑运行缓慢，耽误你的工作与生活；重则偷走你的流量，窃取你的隐私。因为利益的驱使与诱惑，在流氓软件的背后，形成了一整条的利益链，由此引发的问题比较严重。如何规范与约束流氓软件，让公众具备知情权与选择权，应是眼下必须思考的命题。毕竟，公众苦于流氓软件久矣，不能再听之任之。

根据资料显示，我国的智能手机用户已经超过了5亿，位列世界第一；至于电脑数量，那更是不计其数。这就是说，流氓软件所危害的面是非常广阔的。而调查结果显示，95.32%手机存在预置应用软件，88.91%的预装软件不可卸载。这就是说，面对流氓软件，用户最起码的权利都被剥夺了，比如选择权、知情权与话语权。流氓软件的问题，的确不容小觑。

于是，一个疑问也来了：流氓软件如此欺人太甚，为何公众还能忍？是因为公众的忍耐力太好吗？当然不是。是因为法律的支持不够。对于一般的公众而言，一旦拿起维权旗帜，往往遭遇“举证难度极大”的尴尬，而且维权成本也非常高，与之对应的，则是一些软件生产商较低的违法风险。在这样不对等的权利博弈下，无论是公众的电脑还是手机，基本上都不能免于流氓软件的侵扰。

说到这，就很容易让人想起两个案例：一是去年9月，深圳有消费者就流氓软件的问题起诉过手机商，但全部诉讼请求均被驳回；二是上海消保委前不久提起公益诉讼，将两家公司捆绑销售应用软件又不告知消费者的行为告上法庭，这获得中消协的支持，也获得立案。由此可见，在面对流氓软件时，个体的努力仍然还有很大的局限性，只有依靠消协这样的组织发力，才有可能获得更大的正义。

就如今而言，尽管上述案件仍然没有审理，结果仍然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相对弱势的消费者，若想驱除流氓软件，仍然需要充分发挥公益诉讼的作用。相比个体的单打独斗，公益诉讼帮消费者撑腰，更值得期待。事实上，不仅是流氓软件，其他一些公众维权成本较高的热点问题，各地的消协都应该拿起法律的武器帮消费者维权，如此才能更有利于构筑安全可靠的消费环境，也才会让尊重消费者成为一种习惯。

“流氓软件”之害不只是侵犯私权

“流氓软件”乱象由来已久，甚至呈愈演愈烈之势。随着“静默安装”等技术手段的进化，“流氓软件”的隐匿性、存活率又获得了极大提升。然而，全社会似乎仍未能找到合适的应对之策。这一方面表现在，普通民众无法通过个人的努力免受其害；另一方面则体现于，市场化力量并没有对“流氓软件”起到制约作用。

“流氓软件”之所以肆虐，根源在于其本身能够攫取利益。比如说，吸取资费、恶意扣费、倒卖隐私等等。最新的调查显示，如今“流氓软件”的盈利模式，已经趋于多元化和链条化：不少软件厂商、职业推广人，付费给某些“流氓软件”，继而运用其强制下载功能，来拉升相关软件的装机量。

现今的“流氓软件”业已成为一些产业骗局的重要一环。在这一骗局中，“流氓软件”负责强迫用户不断下载多余软件，而由此所增加的“无效装机量”，又会反过来变成相关软件产商骗取广告投放和投资人出资的“耀眼成绩单”。可以说，这是一场分工协作的连环骗局。终端的消费者乃是其中最为明显的受害者。

现阶段法律关于“流氓软件”的表述，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只将其视作侵犯公民知情权、选择权的一种产品，而没有将其上升到市场秩序的破坏者进行看待。可以预见的是，“流氓软件”与软件产业的合流，势必造成一种逆向的激励。由此可能导致一些厂商不再执着于提高产品质量来吸引用户，转而依靠用不诚信手段来增加虚假装机量。

只有充分意识到“流氓软件”的危害，才能推动立法调整和强化执法，避免不良行业风气蚕食掉健康的市场竞争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