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激止于理性，片面止于客观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各类题材的党史出版物空前地多起来，党史研究成了一个备受关注的热点领域。但是鉴于目前党史研究面临的形势与问题，笔者认为深化党史研究有几个问题值得思考。

■关于当代人写当代史：关键在于有没有良史之才

有人认为：党史学科政治性太强，不属于纯粹的历史学，因此党史研究很难做好。对此，笔者难以苟同。 史学有两种：文化形态史学与意识形态史学。两者定位不同，功能也不同：前者目的在于求真，后者目的在于求善。但两者应该统一起来而非相互对立：意识形态史学要有说服力，必须以文化形态史学为基础；文化形态史学要发挥社会影响力，需要以意识形态史学为旨归。一般的历史研究属于文化形态史学，党史研究则属于意识形态史学。这两种史学在中国史学传统中一直存在，赓续至今，比如《史记》属于文化形态史学，而《汉书》则是意识形态史学。司马迁将刘邦和项羽一视同仁都列入“本纪”，而班固则将刘邦单列为“高祖本纪”，将项羽与陈胜合为“陈胜项籍传”，其意识形态意味不言而喻，但《汉书》仍是与《史记》齐名的史学名著，班固也与司马迁并称“班马”。另一部意识形态史学巨著则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虽是典型的官修史书，但其史学价值与社会影响无须赘言，司马光也因此得与司马迁并称“史界两司马”。 或许有人会说：班固和司马光写的都是前朝往事，如果他们是当代人写当代史恐怕就不行了。其实当代人写当代史照样可以出名著，远的比如李剑农的《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近的比如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因此，意识形态史学是可以做好的，当代人撰述和研究当代史也是可以做好的，客观条件不是主要因素，关键还在于我们自己有没有良史之才。

■关于党史研究的任务：通究古今之变，浑融中西之迹

前人有言：“只读六经则不足以知经。”同样也可以说，只读党史则不足以知史。现代学科分类将中国历史人为划分为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当代史，是为了便于历史教学与研究；但研究者如果因此而固步自封、自囿藩篱，则不利于整体把握中国历史，不利于发现历史规律。同理，将中共党史划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新时期，也是为了便于开展党史研究和宣传教育；但研究者如果自己画地为牢、仅见一隅，显然不利于整体把握党的历史，不利于发现党自身及其理论变化发展的历史规律。因此，党史研究者应该努力贯通90余年的党史，力求形成一套理论体系或理论观点，以期能够深刻解释党90余年来历史变迁的内在动因。窃以为这应该是党史学界的重要任务之一。当前，三个“30年”的观点虽然多有引用，然而，毋庸讳言，从理论层面看，这种概括仍停留在描述历史现象的层面，尚未达到深入的理论阐释的层面。自胡乔木、胡绳等先辈之后，党史界虽不乏著名专家，但还没有出现具有他们那样地位的大家，或许是因为人们多局限于自己的领域，而不是像他们那样贯通历史。

另一个问题则是党史与世界史的关系问题：如果不能从世界史的视角来看待和审视党史，也容易限制住自己的眼界。中学西学虽有文化特色之异，但文化作为人类群体与群体间生存发展经验的总结，并不冲突，而是趋同。中学要突破自身的传统困境，也必须吸收西学之长。国外严谨学者研究党史和党的领袖人物，虽偶有隔靴搔痒之感，但他们的问题意识、思考问题的方式和观察问题的角度，甚至其文笔都颇值得我们学习。当前历史学界的海外名家大家如余英时、许倬云等，都是通究古今、学贯中西的。窃以为培养党史大家还是要靠毛泽东的“古今中外法”，还是要靠毛泽东那两句话：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总结；从乌龟壳到共产党，这一段历史应该总结。所谓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取法乎中，得乎其下。深入研究和总结历史经验，任务虽然宏大艰巨，每个人也难免都会有局限性，但每一位有使命感的研究者还是要像司马迁那样，“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