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激止于理性，片面止于客观（2）

■关于党史研究与实践的关系：增强历史前瞻，鼓励交流创新

党史研究要为实践服务，为实践提供历史借鉴。马克思主义不是空洞说教而是行动指南。党史专业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理论工作者应该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一步从中国历史和中国共产党革命实践、建设实践的研究中，做出实践所需要的理论性创造。党史研究要为资政服务，除了完成各项日常性的党史工作外，窃以为另一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资政方式就是为民族复兴伟业、为党的未来发展趋向提供理论参考和历史借鉴。这样党史研究才不会只是向后看，而是向前看，才更具有历史前瞻性。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对于政治家而言，“摸着石头过河”是正确的。但理论工作者特别是党史学者就不能仅仅“摸着石头过河”，而更应该通过对党的历史经验的总结，告诉大家“石头”在什么地方。许倬云曾说过：历史学家要看一千年。或许一千年太久，但往前看五十年总可以吧。

苏轼说王安石“网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秕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王安石若非广泛吸收百家之学并加以创新，也就不会有王安石变法。同理，意识形态史学虽然创新难，但没有创新，党史研究也不可能发展进步。创新不一定都能成功，但一定会引起争议，因此需要鼓励和宽容。笔者曾写过一篇论文论述一位领袖失误的传统文化根源，有学界知名学者认为尚属客观、略有新意，特地惠书嘉勉，并推荐给某有影响力的刊物，但后来不了了之。这让人颇有“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之感。

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尖锐，存在诸多非理性、极端化的噪音杂音。其中很多涉及党史，特别是我们党的一些领袖人物的历史。偏激止于理性，片面止于客观。革命领袖是人不是神，誉之者或过其实，毁之者或失其真。对于意识形态领域，特别是互联网上那些与党史相关的非理性、极端化言论，应该允许研究者尝试以理性客观的态度去引导，破除一些条条框框的束缚；对于一些相关选题，不能一概以敏感为由而禁止公开发表那些基于理性客观研究基础上的成果，否则一个后果便是造成集体失声，陷于被动，在客观上也将此阵地拱手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