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法律文化研究的四种旨趣

在法学理论界，关于传统法律文化的研究，是法史学、法理学共同聚焦的宏大主题，也是具有恒久魅力的研究对象。从世界范围来看，历史法学派注重从历史传统中寻找法律的精神，不仅把传统法律文化作为研究的对象，还把传统法律文化作为研究方法、作为价值准则，这个学派对于传统法律文化，可谓情有独钟。在当代中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背景下，认真对待、全面研究中国的传统法律文化，其理论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法学界对传统法律文化的研究一直都保持着较高的热情。只是，应当以什么样的姿态去研究中国的传统法律文化呢?略作梳理，关于传统法律文化的研究旨趣，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种。 

首先，在于寻找具体的真实。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一个庞然大物，要整体地描述传统法律文化，是非常困难的，甚至是一个难以企及的理论目标。但是，在传统法律文化的框架内，某些具体的问题是可以有效地予以回答的。譬如，在中国历史上，刘邦“约法三章”的时间、地点、内容、效果，就是一个可以研究的具体问题，在各种文献资料的支撑下，可以对这个具体问题做出明确的回答。这样的研究旨趣，就在于寻找具体的真实。这种关于传统法律文化的研究旨趣，主要体现在常规性的法律史学研究中。因为要寻找具体的真实，研究者通常偏向于选择微观的问题，习惯于“小题大做”。这样的研究旨趣有一个未曾言明的理论前提: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某个具体问题，特别是某个细节，就隐藏在历史的深处，只要我们去寻找，就能够找到它的客观真相;只要能够揭示某个具体问题的真相，获得关于某个具体问题的真知，就达到了研究的目的。这样的研究旨趣可以纳入到历史学的范畴，侧重于从历史学的角度研究传统中国的法律文化。 

其次，在于实现功利的借鉴。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古为今用。这样的研究，虽然也要描述传统法律文化的某个侧面、某个维度，但是，研究的重点，更重要的目标在于实现功利的借鉴，亦即怎样借鉴、如何创造性地利用传统法律文化。譬如，御史制度是传统法律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御史制度中，寻找当代中国纪检监察制度可以借鉴、吸收的制度因子或制度要素，就属于功利的借鉴。再譬如，研究清代的秋审制度对于当代中国死刑复核制度的借鉴意义，同样属于功利的借鉴。在当代中国法学理论界，这是一种常见而流行的研究旨趣。可以看到，很多关于传统法律文化的基金项目，都体现了这样的研究旨趣。这种关于传统法律文化的研究，具有比较浓厚的实用主义倾向，是“学以致用”或“研以致用”的产物。这种风格的传统法律文化研究，也许可以纳入到“策论”或“对策”性质的范畴。比较而言，追求具体的真实主要在于求真，追求功利的借鉴主要在于致用，两种研究相互关联，但在旨趣上各有侧重。 

再次，在于完成自我的确认。所谓“自我的确认”是指在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律文化之间形成某种对照。换言之，就是在法律文化领域，强化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断裂，通过彰显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差异，把传统置于现代的对立面，传统就像映照现代的一面镜子，可以通过传统这面镜子看到自己的形象，这就完成了对于自我的确认。譬如，传统法律文化中的“八议”，就与现代法律文化中的“平等”形成了某种对立关系:在传统法律文化中，对犯罪者的惩罚，可以“议亲”“议故”“议贤”等等，但在现代法律文化中，犯罪者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不能享有法律之上或之外的特权。这样的研究表面上看，是在对古今法律文化进行客观的比较，背后的潜在之义，是在通过彰显“他者”(古人)以确认“自我”(今人)。这样的研究旨趣近似于人类学研究。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人类学主要是通过彰显“空间上的异域”以确认自我，这种旨趣的传统法律文化研究则是通过彰显“时间上的过去”以确认自我。两者之间的共性是实现自我的确认。法学理论中的“法的现代性理论”，就是由此而滋生的——通过彰显现代法律文化与传统法律文化之间的断裂，以实现对现代法律文化的自我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