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法律文化研究的四种旨趣（2）

最后，在于追求规律的呈现。在学术思想史上，最能体现这种研究旨趣的实例，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这篇经典文献是对美国民族学家摩尔根的《古代社会》的创造性研究，可以归属于广义的传统法律文化研究。这篇文献解释了国家与法的起源:在原始氏族社会中，没有国家与法。后来，随着生产工具的进步，促成了生产力的发展，导致了剩余产品的出现。越来越多的剩余产品刺激了氏族首领们的私心，他们通过占有剩余产品的方式而成为富人，他们与其他的穷人形成了相互对立的阶级。为了解决富人与穷人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国家应运而生，并成为了富人阶级压迫穷人阶级的工具。最早产生的国家是奴隶制国家，同时还产生了奴隶制的法，此后，还有封建制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国家与法。这就是恩格斯阐述的国家与法的产生规律。这就是说，恩格斯在关于传统法律文化的研究中，发现了国家与法的产生规律、演进规律。这样的研究，旨在揭示规律，旨在追求规律的呈现。这样的传统法律文化研究，其实是在建立一种叙事框架与解释框架，或者说，是在建立一种“元叙事”，在于表述某种真理性的结论。较之于前述几种研究旨趣，以呈现规律为追求的传统法律文化研究主要是思想家的领域。 

以上分述的关于传统法律文化研究的四种旨趣，各具独立的价值，不能相互否定，相反，它们之间应当形成互补、互助的关系。其中，“追求具体的真实”很重要，因为它是深化传统法律文化研究的前提。以此为基础，才谈得上“实现功利的借鉴”。在某种程度上，功利的借鉴是对“追求具体真实”的一种延伸;如果没有“功利的借鉴”，“追求具体真实”的末流就可能流于支离、琐碎。“完成自我的确认”通过生产意义、确认价值，既可以为“自我”找到依据，还可以为变革提供理由，它与人类学研究、自然法学研究都有某些内在的关联。但是，这种研究旨趣可能具有较强的主观性，需要“追求具体真实”的研究来予以平衡与弥补。至于“追求规律的呈现”，则有助于解释系统的建构，有助于为文明秩序提供终极性的依据，其特殊的价值与意义，更是别的研究旨趣所不能替代的，不过，这样的研究旨趣尽管立意高远，但如果没有其他几种研究的支撑，则可能流于空泛，甚至是游谈无根。 

（作者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