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人违法抄告制度”重在做好“抄后”文章（3）

2009年4月，成都交警首次推出“市民交通违法抄告制”，行人闯红灯、司机酒后驾车等都在交警“抄告”之列。后来是无疾而终了。当年为何停了？是否可以将原因昭告天下，这么做，一方面可以达到前车之鉴的功效，以免现在重新启动，又会走弯路，另一方面需要拿什么来保证这次罚款+抄告单位的方式能够实施更久？一般情况下，重复以前走过的路是需要谨慎的，毕竟以前已经有过失败的经历。失败固然是成功之母，但如果对失败不进行总结反思，不在思想和技术层面进行升级，再次失败恐怕是注定的。

成都现在需要做的是，其一，告诉公众，时隔多年再次启动“抄告制度”的意义是什么？其二，相比于以前的“抄告制度”，进行了哪些改良，要让市民充满信心；其三，拿什么保证这次“抄告制度”能够顺利进行？其四，要对全市红绿灯设置进行检查，杜绝红绿灯不合理的设置。

行人闯红灯，采取罚款+抄告单位，从本质而言是一种“连坐制”，不值得提倡，受到质疑是必然的。如果其它实施的城市并没有很好的成绩证明此法有效，如果没有更好的措施能够保证“抄告制度”实施，还是先别急着启动，以免“重蹈覆辙”，那必然会付出沉重的代价。

整治中国式过马路，不能光折腾行人

中国式过马路一直交通管理的痛点，为治愈这个隐痛，有关部门可谓是八仙过海，使劲了各种办法。比如，在红灯时拉上红缨绳、组成人墙开关，阻止中国式过马路发生；给协管员配上了喊话器，对行人闯红灯大声喝止；对闯红灯者予以罚念交规、罚站，甚至是戴“绿帽子”、穿绿马甲等抓眼球的处罚，倒逼行人遵守交通规则……等等。总结这些措施不难发现一个共同点——都是向行人开刀。显然，成都推行的“市民交通违法抄告制”，是又一个向行人开刀的范例。

为何整治中国式过马路，成了简单的折腾行人？无非是基于这样一个简单逻辑——闯红灯都是路人个人素质的问题。比如，不管红绿灯无关，凑够一撮人就过马路，是行人规则意识的缺失；电动车载人是行人贪图个人方便，而安全意识的淡薄所致；行人在没有斑马线的区域，随意跨越机动车道，更是素质缺失的典型。面对行人素质的缺失，对规则的集体僭越，只能寄重典、下狠招，倒逼行人遵守交通规矩。

但问题是，中国式过马路都是行人素质的错么？比如，绿灯时，行人得到的并不是无障碍通行，而是川流不息的右转向机动车。试问，短短30秒时间，能过去几人？这不是倒逼行人一撮撮地闯红灯么？再比如，一些马路，经常一两公里都不设一个斑马线、天桥，行人要通过，需要绕很大的一个弯。如此不方面，只能倒逼行人跨越机动车道“自找方便”。显然，中国式过马路流行，行人素质的缺失是重要因素，但杂糅的规划问题、机动车对行人路权侵占问题，也不可忽略。

既然中国式过马路，并不一定全是行人的错。那么，整治中国式过马路，也不能光折腾行人。否则，只能落入治标不治本，最终难以为继的窠臼。试想，早在2009年，成都交警首次推出“市民交通违法抄告制”，为何最终不了了之？一个重要原因是，抄告单位虽来势汹汹，可闯红灯却依然波涛汹涌。之后，随着抄告单位的效果递减，起不到打脸的作用，主管部门也只能放弃。由此不难发现，只将板子打向行人，不可能治愈中国式过马路。

因此，对相关部门而言，目前要做的，不仅是对闯红灯施以大棒，而且更要反思自身。比如，红灯的设置时间是否合理，是否不利于路人通行？再比如，在一些车流人流的密集区，是否该设置过街天桥？只有，多了一些这样的反思，有关部门的处罚才能理直气壮，才能从根本上治愈整治中国式过马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