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迈可：在中国抗战的英国贵族 （3）

为根据地“捣鼓”出上百部电台

1941年12月8日早上，燕京大学教授林迈可听到珍珠港遇袭、美国总统罗斯福向日本宣战的广播，他意识到，燕京大学即将被日本人占领，必须马上撤离。

在那之前，校长司徒雷登曾与外籍教师商量，如果不愿意留在北平，可以跟林迈可一起开自己的车逃往根据地。但在林迈可简略地报告了游击区的情形后，外籍教师们几乎没人感兴趣。大家认为美国数月内便可击败日本，在集中营蹲几个月好过在乡下受罪。

“根据地早上冷得连茶壶里的水都要结冰。”一位外籍教师说。

仓促中，林迈可只带上了物理系的班维廉夫妇，以及可能要他命的“两只装有无线电零件的箱子”。

“我们从燕京大学逃出后仅10分钟，日本宪兵队就闯到燕京大学燕南园大地63号我们家来了。”林迈可写道，“他们仅在学校就花了好几天工夫，审问我们所有的朋友，并威胁他们，如果窝藏我们就是犯了大罪。”

在地下党的帮助下，几人历尽艰苦，数日后到达平西根据地萧克将军司令部所在地。

他们对萧克的和善和文质彬彬感到惊讶。不久后，林迈可穿上八路军军服，在司令部通讯部负责电台改造。

“电话线是从破坏敌占区的电话线路中缴获的，干电池则是从敌占区爱国商人或想牟取暴利的人那里搞来的，我逃出北平时冒险带出一个万能测量表和一把计算尺，是根据地唯一的一套宝贝。”林迈可这样描述他的工作条件。

“他很喜欢捣鼓无线电，但是他父亲一直不允许他做这些——虽是最新的技术，但总觉得动手的工作并非属于上等人。”吕彤邻说。

在万里之外、战火酷烈的中国，林迈可最终利用自学的无线电知识，借助缴获的日军器材，制作了上百部形式各异的电台——打游击战，一支部队往往只有20分钟转移时间，对于便携式小型通讯设备的需求格外迫切。

1942年春天，林迈可夫妇和班威廉到了聂荣臻的晋察冀军区司令部，给部队技术员讲授无线电课程。他们培训了很多学生。

“1949年我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一到天津就很高兴地看到，那些当年我在晋察冀的学生们，如钟夫翔、王士光、林爽等先生，在中国电讯界最高岗位上工作的人中，他们占了很大比例。”林迈可在自传中写道。

他们的女儿艾丽佳也于这一时期在晋察冀边区出生。为躲避日军袭击，李效黎不得不翻山越岭转移到一个小村子生产，在冀中农民的帮助下，孩子“倒产”出生。

林迈可的外孙女李淑姗曾对吕彤邻说：“外祖母的故事简直就是一个神话。”她把自己的中文姓氏定为“李”，表达对外祖母的尊崇感念。

碰巧，吕彤邻的大哥也几乎在同一时期出生，比艾丽佳仅大7天。“他们俩经常一起玩耍，林迈可的后人家里，至今还留着我爸爸当年送给他的一把日本军刀。”吕彤邻说。

在黄土高原竖起巨大天线

“1939到1944年，国民党不许任何外国人进入敌后根据地，也禁止将中共抗战的消息传到国外。林迈可强烈地感到，共产党地区处于一种同外界完全隔绝的状态，这不利于发挥同盟国在中国战场上的作用。他一直在思考怎样打破国民党的这种信息封锁。”吕彤邻说。

1944年，林迈可主动提出到延安去。“因为在延安将比在晋察冀有更多的机会实现我的想法。”他写道。

到达延安两周后，毛泽东在杨家岭举行欢迎晚宴，刘少奇、周恩来、贺龙、叶剑英等人均在场。林迈可当场就跟毛泽东“要工作”，而毛泽东却劝他“多休息”。

不久后，林迈可被任命为第18集团军通讯部无线电通讯顾问。据李效黎的《延安情》记录：经过无数日夜的反复测算，林迈可设计出一个巨大的菱形天线与具有强大功率的发报机。之后根据弗雷德里克·特尔曼的经典著作《无线电工程》中所列公式，设计出V形天线。又凭一本《球面三角》与一个经纬仪，计算出天线在山谷中的正确方位。

困难可想而知。终于，“在中国黄土高原一个不到10平方米的窑洞里，他向世界发出了以‘新华社延安’为电头的英文通讯稿。把陕甘宁边区新华社的消息，传送到印度与美国的西海岸。”吕彤邻告诉《瞭望东方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