峥嵘与不朽（6）

1939年8、9月间，由于河防紧张，党中央决定调王震的三五九旅返回陕北，加强河防守备力量。当时，正处于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的前夜，边区内外的顽固派正在到处寻衅闹事，制造摩擦。为了不给顽固派造谣生事以任何口实，在下令调动三五九旅的同时，毛泽东指示外公把这件事向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官阎锡山和驻榆林地区的邓宝珊报告一下。

外公按照毛泽东的意图将电文起草好后，送给他审阅。毛泽东认为电文表达的意思不够充分，措辞也不够策略，随即将电文全部改写了一遍。电文力陈为执行阎、邓多次要求加强防御的电令和日寇猖狂、屡犯河防之事实，说明调王旅是加强河防的需要，同时说明这一军事行动既是受制于八路军总部，又对国民党当局以充分的尊重。

在电文后面，毛泽东还附笔提示外公：“肖：此电待王旅确到河边并先头部队开始渡河时才发，不要发早，也不要发迟了。”主席对发报时间考虑得这样细致，很有道理。发早了，王旅未到河岸，消息传出去，可能节外生枝；发迟了，先斩后奏，又难免阎、邓怪罪。正是由于电文无懈可击，时机又掌握得恰到火候，果然得到了阎、邓的认可。在处理这件事情上，外公再次感受到毛泽东在处理我党我军与国民党统一战线关系时的一些策略思想。

就这样，在三五九旅的助防下，留守兵团自成立后，在晋西北、晋西、晋西南八路军的配合下，先后对日作战七十余次，给了敌人以严重打击，加上当时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对敌斗争如火如荼，日军的力量遭到很大削弱。

以斗争求团结

在担负剿匪和河防斗争任务的同时，留守兵团还要与边区内外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反共”摩擦进行紧张的斗争。摩擦与反摩擦的斗争，是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斗争的特殊形式，不仅直接关系到边区的巩固和安全，也直接关系着国共两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能否坚持，关系到全民族抗战的根本方向。

据外公回忆，陕甘宁边区的整个反摩擦斗争，自始至终都是在党中央，特别是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他对斗争的情况了如指掌，事无巨细，都要亲自过问。他善于把高度的原则性和必要的灵活性结合起来，善于从斗争实践中，及时发现和提出问题，及时归纳、总结经验，并及时提醒大家哪些事该做，哪些事不该做。

许多重要的策略思想和斗争原则，就在这时产生了。比如，“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中，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在同顽固派作斗争时，必须坚持自卫的原则，做到“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还要坚持胜利的、休战的原则，做到有理、有利、有节，既打击他们的反动政策，使其收敛，又尽量争取他们留在抗日统一战线内。

当时，外公是名正言顺的经国民党任命的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所以，在处理陕甘宁边区的摩擦事件中，和国民党方面打交道的直接出面者是外公，给国民党军政要员发电报交涉也大多是用他的名义。那些发给上至蒋介石、程潜、胡宗南，下至国民党的师长、专员、处长的电文，以及有关反摩擦斗争的声明、文章、布告等，基本上都是经过毛泽东亲自审阅、亲笔修改的，其中不少还是主席亲自起草的。

外公常对我们讲，那段时间，他有机会直接学习毛泽东伟大的战略策略思想和高超的斗争艺术，受到终生难忘的教益。

在谈起那段复杂斗争时，外公特意提到了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打退以后，陕甘宁边区的摩擦和反摩擦斗争并没有止息，他和王若飞同志去秋林镇与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进行谈判的事。

那是1940年春天，离开延安时，毛泽东交给外公一封致阎锡山的亲笔信，并对外公他们说：“你俩去给阎锡山讲清楚，我们共产党是诚心实意要同国民党合作抗日嘛，你们为什么要同室操戈，制造摩擦，杀人略地，让日本强盗高兴呢？抗战初期，你阎锡山同我们合作得还可以嘛，为什么现在又跟着蒋介石的指挥棒转，同我们过不去呢？我们也不是好惹的，请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