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下行：就业缘何不降反升（2）

记者：一方面是高校毕业生“就业难”，一方面是很多企业苦于招不到高技能人才，体现了就业的结构性矛盾。您如何看？

莫荣：就业结构性矛盾是与经济产业结构调整，城乡、区域、行业发展不均衡，社会阶层结构趋于固化，职业上升通道不畅等结构性矛盾交杂纠缠在一起的，需要协调推进系统性改革，从根本上解决就业结构性问题。

当前中国就业结构性矛盾是在总量压力潜在基础上凸显出来的。据测算，到2030年之前中国15至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将一直保持在8亿人以上，劳动力总量资源依然丰富。虽然就业总量矛盾将逐步缓解，但仍将持续存在。同时，每一种结构性矛盾所涉及的群体数量也十分巨大，农民工群体超过2.6亿人，大龄低技能群体超过3亿人，高校毕业生就业群体超过700万人，城镇就业困难人员超过900万人。就业结构性矛盾呈现出不同层级，每一个结构群体下面，存在更多的小的结构性问题。如农民工群体有老一代民工与新生代民工代际结构问题，高校毕业生有学历、专业等结构问题，大龄劳动者有城乡结构问题等。这需要相关政策既要有宏观的整体规划，又要有更强的针对性。

记者：面对中国经济新常态，应从哪些方面应对就业新挑战？

莫荣：一是要建立完善经济发展与就业增长联动机制。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着力推动技术创新，大力加强劳动条件改善，提供更多高质量的就业岗位。

二是积极调整教育结构，完善职业培训机制，加快培养高质量技能人才。统筹各层级人力资源开发，建立从国家高层次人才到企业熟练工人培养的全方位系统政策支持体系。

三是加快市民化进程，改变农村转移劳动力“候鸟式”生存，大龄劳动力过早退出市场、不能充分就业的状况，促进农村转移劳动力稳定就业，形成稳定的劳动力供给来源。

四是实施援助和开发并重的就业政策和公共就业服务,完善政府购买服务机制，探索以项目制方式实施针对高校就业困难毕业生、企业下岗转岗人员、农村大龄劳动者等特定劳动者群体的就业促进计划。

五是逐步出台实施提高就业质量的政策计划。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合理提高劳动者劳动报酬。逐步消除劳动力市场中城乡、行业、性别等影响平等就业的制度障碍和就业歧视。在就业机会、社会福利、住房保障、子女教育、户籍等问题上“松绑”，把所有劳动者纳入公共服务对象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