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双周座谈会”到“双周协商座谈会”

“双周座谈会”（以下也简称“双谈”）是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建立的一种工作制度 [1]，是中国共产党及中央人民政府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爱国民主人士共商国是的一种方式。 从 1950 年 4 月到 1966 年 7 月，全国政协共举行了 114 次双周座谈会 [2] ，对协调统一战线内部关系，促进各党派团体合作起到了重要作用。 “ 文化大革命 ”开始后“双谈”停止活动。 1979年 12月，邓小平亲自批准了全国政协机关党组关于举行“双周座谈会”问题的报告，使“双谈”传统得以延续。 [3] 中共十八大后，全国政协在继承“双谈”传统基础上，创立了“双周协商座谈会”制度，使“双谈”重新回到中国政治舞台，并成为政协协商民主的经常化平台和重要品牌。

当前，学术界在这方面的研究还比较薄弱，相关资料多限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人民政协报》等媒体的报道，以及《当代中国的人民政协》、相关大事记、相关领导的文集文选及回忆录、一些省市地方志中的些许论述，能够找到的专门研究成果屈指可数 [4]，系统的研究尚未发现。而通过对“双谈”的研究，不仅有助于了解其伴随新中国历史变迁所经历的命运起伏，而且有助于了解与其相关的人民政协地位的发展变化及新中国历史的巨大变革。为此，笔者不揣浅陋，在广泛搜集相关资料的基础上，试图对建国以来“双谈”这一制度确立、停止以及重启的前前后后进行系统梳理，并对重启后的“双周协商座谈会”与建国初期的“双谈”进行比较，总结异同，以期对新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制度的研究有所裨益。

一、新中国建立之初到“文化大革命”前的“双谈”

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起，中国共产党就有与民主党派及无党派协商合作的传统。在抗日战争时期，民主党派及无党派同共产党合作，共同为坚持团结、抗战、进步而努力。抗战胜利后的旧政协和国共和平谈判期间，他们又同共产党一起为实现和平、民主而共同奋斗。解放战争后期，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热烈响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布“五一”劳动节口号》，公开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 [5]，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公开宣布接受共产党领导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因此，共产党更有条件和必要继续与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继续合作下去。

与此同时，新中国成立初期错综复杂的形势和繁重艰巨的任务，也“要求我们党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我国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以及各界爱国人士和海外华侨在内的广泛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彻底完成民主革命、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和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而共同奋斗” [6]。

1949 年 9月 21日 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确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会议制度。 此后到 1954 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职责定位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其组织成分包含：工人阶级、农民阶级、革命军人、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同时，《共同纲领》明确规定：“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会议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并付之以行使国家权力的职权。” [7]

为了使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及无党派民主人士合作的传统和做法规范化、经常化 ， 1950年 3月 14日，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工作会议，章伯钧、史良 等人提议，应该经常举行各党派间的座谈会，以沟通思想，对政策时事、统一战线工作交换意见。意见一提出，当即得到与会者的积极响应，并形成决定：“举行各民主党派座谈会，每两周一次”， [8] 座谈会定名为“双周座谈会”。 [9] 该制度以参加政协全国委员会的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所推派的代表以及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为主体，每两周举行一次时事政治座谈会。主要目的是沟通思想，就时事政治和统一战线工作交换意见。 1950 年 9月 21日，全国政协通过了《双周座谈会暂行组织办法》（草案）。 《办法》规定了“双周座谈会”设立的目的是“联合各人民团体为交换有关思想、政策、时事及统一战线工作意见”；座谈会的参加人员：分为当然参加，自愿参加及临时邀请参加三种；参会人数“以住京者为限，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及人民团体出席双周座谈会代表之人数，经各参加单位协商决定，但每一单位至多不超过五人”；双周座谈会的主席，由总部在京之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民主人士依政协次序轮值。 [10]座谈会每两周开会一次，由轮值主席召集。座谈的题目于前一次座谈会决定等。 [11]《办法》为“双谈”提供了基本的政策和法律依据。

作为政协的一项重要工作制度，“双谈”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政协参政议政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从 1950年 4月 “双谈”召开第一次会议到 1966 年 7 月停止活动，全国政协举行“双周座谈会”共计 114 次 [12] ， 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 1950年 4月到 1954年 6月，共召开座谈会 55次 [13]。这一时期，人民政协代行全国人大职权，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 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建立的一项协商制度， “双谈”主要围绕《共同纲领》所规定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 [14]开展活动。结合当时新中国为巩固新生政权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领域采取的一系列重大政策、措施，“双谈”主要进行了以下主题的座谈：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运动、亚太区域和平会议筹备情况等。此外，针对统一战线工作情况，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过渡时期总路线”；围绕加强思想改造等方面问题进行座谈，交换意见等。“双谈”历史上讨论最热烈的一个主题是朝鲜战争。从 1950年 7、 8月开始，双周座谈会曾讨论过八九次朝鲜战争的问题。罗隆基提出，各民主党派应发表一个联合宣言，目的是一方面表明各民主党派共同的立场，都支持援助朝鲜，另一方面拿出具体的意见提供给全国人民，让大家明确知道该如何援助朝鲜。罗隆基的发言，得到了陈劭先、蓝公武等人的支持。 1950年 11月 4日，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发表联合宣言，反对美国侵略朝鲜，推动了全国性抗美援朝运动的开展。 [15] 1954年 6月 4日，“双周座谈会”座谈了关于日内瓦会议问题后便暂时中止了活动。 1955年 4月 15日召开的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决定，“双周座谈会”改为不定期举行，由秘书长根据情况召集 [16]。

第二个时期： 1957年 12月到 1958年 4月，共召开座谈会 11次 [17]。以 1954 年 9月一届全国人大 的召开为标志，人民政协完成了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历史任务。虽然政协不再是国家权力机关，但也不是一般的人民团体，而是党派性质的统一战线组织，是各党派的协商机关。 1957 年 5月 8日， 在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参加的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座谈会上，九三学社主席许德珩提出建议，希望“恢复双周座谈会”，以此来密切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这个建议，在第二天的座谈会上，得到各党派领导人的一致赞同，并推定张执一（中共）、邵力子（民革）、罗隆基（民盟）、谭志清（民建）、许广平（民进），黄琪翔（农工民主党）、严希纯（致公党）、茅以升（九三学社）、李纯青（台盟）等九人负责筹备。由于 《双周座谈会暂行组织办法》规定了一个广泛的参加人员范围，据 1951年 12月的统计，一次座谈会参加人数最多时有 200多人。短短的半。天时间内， 200多人显然无法深入交换意见，更无法就各种问题展开讨论，这样的会议更类似于报告会。这与座谈会最初的创立初衷不相符，以至于最后对《双周座谈会暂行组织办法》进行了修改。 “双周座谈会”改称“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中共领导的共青团、妇联、工会等人民团体不再派代表参加。 [18] 6 月 1日在各党 派领导人的座谈会上，正式决定以后改为每周举行一次座谈会，性质和内容，与以前的“双周座谈会”相同。 [19]

从 1957年起，由于“左”的错误路线的干扰，各民主党派的参政议政功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许多做法流于形式，民主党派无法通过参政议政发挥他们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政治协商、民主监督作用。“双谈” 的内容也由第一阶段讨论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转变为对民主党派的思想改造， 主要是关于“反右”斗争、对“右派分子”的处理和民主党派整风问题。如：在 1957 年 12月 14日、 18日、 28日，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座谈关于全国人大代表中的右派分子和民主党派内部右派分子的处理问题； 1958年 1月 10日至 24日，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双谈”连续举行了 4次会议， 讨论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如何开展整风的问题，并讨论了 《各民主党派中央关于处理党派内部右派分子的若干原则规定》和《对 96名右派分子的处理意见》的草案。 随后在 2月 27日举行的“双谈”扩大会议上，协商讨论并原则通过了《各民主党派中央关于在各个民主党派内部进一步开展整风运动的意见（草稿）》。 [20]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在会上说：“要通过整风掀起一个自我改造的运动，来一个自我改造的大竞赛，在立场上和思想上来个大跃进。” [21] 1958年 4月，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双谈”组织两次交心运动的经验交流会，除由一些人汇报个人交心的经验和体会外，会上还号召大家要“再接再厉，交深交透”，“彻底破资本主义，立社会主义”，对交心运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22] 1958年 5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随后又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在这种形势下， 1958年下半年政协全国委员会组织委员和各界民主人士参加劳动锻炼和去外地参观工农业生产“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运动时，也都强调要学习劳动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革命干劲和创造精神，加速进行自我改造，从而加深了他们的紧张情绪，政协的日常活动也因此出现了低潮。 1958年 5月到 1960年 1月，“双周座谈会”再次停止活动。

第三个时期： 1960年 2月至 1966年 7月，共召开座谈会 50次 [23]。“大跃进”后期，中国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困难，经济形势也发生了较大变化。在对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工商业者的关系上，提出“一张一弛”的方针，主动采取措施缓和与他们的紧张关系，强调要着重推动他们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和文化、技术革命的实践，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同时，中共中央开启了分期分批给右派分子的摘帽工作，并且在副食品供应和精简、下放方面给民主党派、无党派及工商界人士予以照顾，并为知识分子“脱毛加冕”。上述措施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此前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紧张关系。在 1959年 12月 16日到 1960年 2月 18日召开的中国民主建国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华全国工商界联合会第三届会员代表大会预备会议期间，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通过大、中、小型各种会议的形式，广泛座谈，畅所欲言，对工商界当时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取得了比较一致的人士。鉴于当时国内外紧张的形势给代表们带来的压力，李维汉向建议会议采用“神仙会” [24]的方法，以解除顾虑，开好会议。 1960年 2月 12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接见了全体与会代表，并同民建、工商联领导人举行了座谈。刘少奇就工商界存在的几个具体问题，如定息、高薪、年老体弱退职退休、病假工资等问题，阐明了党的政策 [25]，解除了工商界人士的思想顾虑。这次会议，也可以看作是再次重启以“双谈”为代表的协商对话机制的序幕。

1961 年 1月 14日至 18日召开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国民经济随之转入调整阶段。 1962年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又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党和国家政策方向的变化，也直接影响了政协工作及“双谈”的主题。这一时期“双谈”讨论最为集中的是“神仙会”及“双百”方针问题， 进一步加强统一战线工作 ， 为右派摘帽问题， 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等。代表性 的会议如下：（一）讨论“神仙会”及“双百”方针的有关问题。如：从 1961年 1月 12日到 2月 25日，举行了 6次座谈会，座谈了“神仙会”的意义、作用、经验，和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等问题。 [26]当年 5月举行的座谈会再次肯定“神仙会”方式是我国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一种有效方式。 [27]（二） 进一步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如： 1962年 5月 31日举行的座谈会，交流了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举行中央会议的情况，谈到统一战线进一步巩固和扩大的新形势和民主党派的任务问题；谈到如何进一步活跃民主生活以及认真贯彻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方针问题；还谈到如何协助中国共产党和政府贯彻执行国家以调整为中心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问题。 [28] 6月 28日举行的座谈会，分析了统一战线形势，进一步阐述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说明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基本任务等。 [29] 7月 12日举行的座谈会，就进一步加强民主党派工作问题广泛地交换了意见。 [30] （ 三）为右派摘帽问题及 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 1961年 9月 21日，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座谈对右派分子的改造工作。 1963年 2月 21日，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座谈协商右派分子摘帽子的名单。 [31] 4月 25日，“双谈”会谈论“新五反运动”问题。 [32] 5月 9日，“双谈”会继续谈“新五反运动”。 [33] 1964 年 1月 3日和 9日，各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了两次座谈，着重讨论如何更加广泛、深入地开展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 [34] 1964年 3月 5日和 6日的“双谈”，交流了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开展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和组织“读书会”的情况和经验。 （四）经济问题及其他： 1961年 5月 11日，各党派代表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座谈会，用“神仙会”的方式，对党的文化教育、医药卫生政策进行了学习和讨论，对文化教育、医药卫生工作提出了不少意见、问题和建议。 [35]在 1962 年 6月 14日召开的座谈会上，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胡子昂谈到了工商界工作的情况。 1963年 7月 12日，“双谈”会漫谈农村工作决定。 [36] 1964 年 7月 27日、 29日，座谈会协商了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的提名原则。 1965年 10月 15日、 16日，座谈了“备战、备荒、为人民”问题。国家副主席董必武在会上就国内外形势和“备战、备荒、为人民”问题作了讲话。 1966年 7月 8日、 9日，座谈会讨论了关于“文化大革命”问题等。 [37]可见，随着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主题的变化，“双谈”主题也由新中国成立初期巩固政权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变为加强统一战线本身建设和讨论符合当时政治需要的一些问题：如为右派分子脱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文革”等。

这一时期，广东、福建、山东、山西、陕西、甘肃、江苏、浙江、辽宁、云南、上海、湖北等省及重庆、成都等地的各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也分别举行了多次“双谈”，座谈国际国内形势和统一战线的形势和任务等。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全盘否定建国以来统一战线的正确理论、政策和工作，迫害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和宗教界爱国人士，使我国统一战线遭到极其严重的破坏。政协系统成为“文革”的“重灾区”。 为了保护政协机关免受红卫兵冲击，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政协全国委员会于 1966 年 8月停止办公。 “ 双周座谈会”也因此停止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