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双周座谈会”到“双周协商座谈会”（2）

二、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双谈”传统的延续

1976 年 11月 ,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委员列席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听取关于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报告，并进行热烈讨论，由此，人民政协开始恢复工作 。 “文革”结束后，百废待兴，党和国家面临“拨乱反正”的艰巨任务。 1978 年 2月，根据中共中央的建议，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邓小平当选为新一届政协主席 1979 年 6月 15日，邓小平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开幕式上做了题为《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的讲话。在讲话中，他全面分析、阐述了中国社会阶级状况的根本变化和由此带来统一战线内部结构的深刻变化，对新时期统一战线的性质、对象、范围、方针和任务，以及人民政协地位和作用等问题作出科学论断。这篇讲话 成为指导新时期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纲领性文献。 1982 年， 人民政协的性质和作用被庄严 地载入宪法 。 1989 年 12 月 ，中共中央 制定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提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是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合作的基本方针。 [38] 1993年又通过修改宪法，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写入宪法序言，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所体现的协商民主得到宪法的认可和保障。 1995年初，中共中央正式转发《政协全国委员会关于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规定》， 首次提出人民政协“三个是”的性质定位，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的组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是我国政治生活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 [39] ，揭示了新时期人民政协地位和作用的发展变化。

这一时期，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就国家大政方针积极建言献策，对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 1978年 5月思想政治战线开展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中，政协全国委员会组织部分委员、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各界爱国人士近 200人进行了学习和讨论，并认为：检验一种理论、一条路线、一个方针、一项政策是否正确，要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不是根本不考虑是否符合客观实际，以“本本”、批示、讲话甚至被歪曲了的话为依据，照抄照转，“句句照办”。 [40]通过学习讨论，对于肃清林彪、“四人帮”在统一战线方面的不良影响，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1979 年 10月 19日，邓小平在政协和中央统战部为各民主党派举行的招待会上讲话指出：“目前，在调动和发挥各方面的知识分子、专家以及其他人士的积极作用上，还存在不少问题，他们在工作中和生活中，还有一些困难，需要经过调查研究，采取有效措施，逐步予以解决。希望各民主党派协同党和政府，共同努力，把这项工作做好。” [41]根据小平讲话精神，政协各组和有关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从当年 10月下旬开始，分别邀请在京部分党派成员和所联系的知识分子开了 24次座谈会，对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积极性问题建言献策。 [42]

在此背景下， 重启 “双谈”也纳入了党和国家的议事日程。当年 12月，邓小平亲自批准了全国政协机关党组关于举行“双周座谈会”问题的报告，使中断 13年的各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得以恢复。 [43] 只是此后的 座谈大多已不再以“双周座谈会”命名，而一般根据座谈会内容命名，或被称为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座谈会、全国政协专题协商会等。

新时期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渠道逐渐增多，内容亦趋丰富。以内容而言，既有国家的大政方针和统一战线内部关系问题，也有不少政治生活、社会生活的重要问题。 1980年 11月至 1981年 1月，政协全国委员会先后举行主席扩大会议、副主席座谈会、有关工作组座谈会，就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两案的审判问题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 10名主犯判决问题进行了讨论。 1982年 6月 15日至 7月 8日，政协全国委员会又连续举行 7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修改草案专题座谈会。 [44]

纵观这一时期全国政协等召集的座谈会，还主要围绕以下主题展开：（ 1）关于进一步加强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工作， 总结交流地方政协工作的经验，推动政协工作的发展。如， 1984年 11月 17日至 27日，政协全国委员会办公厅和中共中央统战部联合召开沿海开放城市和经济特区统战、政协工作座谈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习仲勋谈了国内外形势问题、统一战线工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问题，充分发挥人民政协、民主党派和工商联、侨联、台联的作用问题等，并呼吁全党都要重视和加强统一战线工作。 [45] 1986年 2月 20日至 27日，政协全国委员会在北京召开全国地方政协工作座谈会，会议交流了新时期地方政协工作的经验，讨论如何进一步开创人民政协工作新局面问题。 [46] 2001年 12月 3日至 6日召开的全国地方政协工作经验座谈会，议题是：以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和中共十五届六中全会精神为指导，总结交流地方政协工作的经验，推动政协工作的发展。 [47]（ 2）围绕国家经济发展重大问题进行协商。如 1979 年 9月 14日至 21日，政协全国委员会举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座谈会，座谈会的中心议题是关于调整部分农副产品的购销价格和提高部分职工工资问题、加速农业发展问题以及总结建国以来的工作问题。 1979年 12月 25日至 27日，政协全国委员会举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座谈会。主要讨论中国工业交通生产形势问题。 [48] 1998 年 5月 27日，中共中央统战部举行座谈会，邀请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就东南亚金融危机情况下的中国经济形势和未来发展趋势进行座谈。 [49]（ 3）围绕 国家 科教文卫方面的协商座谈。 1988 年 12月 21日至 23日，政协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专题座谈会，讨论教育文化委员会关于高等院校教育投资、教师待遇问题的调查报告。 [50]（ 4）围绕社会治安问题： 1996 年 5月 17日，全国政协就广大群众普遍关心的社会治安问题在政协会议厅举行协商座谈会等。 [51]

从 2005年 7月到 2012年 9月，全国政协连续启动了 11次专题协商座谈 [52]，围绕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重大问题向民主党派、无党派等人士征求意见。 11次专题协商几乎 涵盖了这一时期国家的所有重大战略， 其中既有涉及国家发展总体规划的专题协商，如：“围绕‘十一五’规划和 2020年远景目标纲要编制的若干问题”建言献策的协商； 以 “落实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为主题的协商；以“统筹城乡发展，促进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为主题的协商； 也有涉及地区发展战略的专题协商，如：以“推进西部大开发”为主题的协商；以“加快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开发与建设，推进北部湾区域经济合作与发展”为主题的协商；还有关系国家重大经济政策的协商，如：以“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胀，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为主题的协商；以“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为主题的协商；以“着力扩大内需，促进发展方式转变”为主题的协商。既有国家文化、科技发展战略的协商讨论，如，主题为“以文化建设为主要内容的国家软实力建设，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协商和“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协商；也有 围绕“社会管理”展开的协商座谈，如：主题为“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协商等 。通过以上协商座谈，广泛征求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对党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的意见还建议，发挥人民政协政治协商、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职责。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继承建国初期“双谈”传统和反思“文革”教训基础上，“协商座谈”的“双谈”传统得以延续，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通过这一方式，充分表达对党和国家政策的意见建议，为“文革”结束后的“拨乱反正”及改革开放新时期国家建设的各方面建言献策、贡献智慧和力量，作出了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