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形态逐步显现（2）

新变化

准确观察和思考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其次需要把握她本身的新变化。因为中美关系从1972年实现正常化、1979年正式建交以来，已经走过了冷战期间共同应对苏联威胁、20世纪90年代历经多次危机调适关系、“9?11”事件后合作反恐、金融危机后重新定位关系等不同阶段，两国关系已经和正在发生重要而深刻的变化。这些新变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两国在国际格局和地区秩序方面的竞争面与合作面同步上升。如前所述，在持续深入发展的世界多极化趋势中，中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上升尤为显著。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从2007年到2014年年底，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从3.49万亿美元增长到10.36万亿美元，占世界GDP总量的比例从6.09%增长到13.30%；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从2651.3美元增长到7593.9美元；外汇总储备（包括持有的货币黄金、特别提款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持有的成员国的储备、以及在货币当局控制下的外汇资产）从1.55万亿美元增长到3.9万亿美元，占世界总量的比例从10.92%增长到21.97%；出口贸易额从1.33万亿美元增长到2.34万亿美元，占世界总量的比例从8.09%增长到12.95%；进口贸易总额从1.03万亿美元增长到1.96万亿美元，占世界总量中的比例从6.26%上升为8.47%，军费开支从730亿美元增长到2180亿美元，占世界总量的比例从5.55%增长到12.15%。正是在中国快速发展的拉抬作用下，“金砖五国”等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实力以及二十国集团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提升明显，亚太地区在全球地缘战略格局中的地位不断提升。世界要求美国批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改革方案以增加中国分量，以及要求尽快把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的呼声不断上升。中国因应世界需要，开始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围绕世界发展方向、国际规则、热点难点问题解决方案等提出主张和建议，话语权和影响力上升。面对如此新态势，急于维护全球领导地位并受乌克兰危机和“伊斯兰国”威胁所扰绊的美国越来越把中国放到挑战者的位置上，从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面临的“修昔底德陷阱”的角度来审视，平添战略焦虑和疑虑，急于采取各种措施对华进行平抑和限制。特别是在亚太地区，随着中国坚决捍卫自身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提议并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因应亚洲地区安全治理需求巨大而相应机制缺失而提出亚洲新安全观和推动亚信机制建设，因应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的需要而推动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美国更是积极调动军事、政治外交、经济资源等与中国展开竞争，甚至对华加以牵制。这就使得中美在国际秩序和地区格局层面的分歧变得突出。但换一个角度看，这表明中美互动已经进入新维度和新空间，两国需要基于新站位，更加重视也更为紧迫地在这些维度和空间来形成新的关系，如果处理好了将为双边关系发展前景提供新高度和新水平。正由于此，习近平主席在访美期间多次深入阐释中国有关理念主张，并提出与美国在这些方面加强合作的建议。

二是全球治理需求日益成为中美合作增长点和新亮点。同样如前所述，在全球化进程已经持续发展二十多年，整个世界日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地球村”的今天，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资源能源安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包括难民在内的大规模人口迁移、海盗、跨国有组织犯罪、自然灾害、大规模传染性疫情等各种全球性挑战的跨境蔓延外溢，日益成为各国共同面临的挑战。美国作为当今世界唯一超强国家，自诩要继续领导世界一百年，其利益本身就是全球性的。中国随着自身利益在全球范围的扩展加快，特别是投资、企业、人员的存在和移动大幅增多，这些全球性挑战对中国发展和安全利益尤其是海外利益的威胁同样增大。加上这些挑战本身并非某个国家单独所能应对，其他国家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希望世界主要国家承担更大国际责任，提供更多国际公共产品，这就使得中美加强合作的需求快速上升。事实上，中美在伊朗核问题谈判、推动朝鲜核问题谈判、打击“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等恐怖主义势力、应对埃博拉病毒、印度洋索马里海域护航、南苏丹维和、减贫等方面的积极合作，尤其是2014年和2015年连续发表两个有关气候变化的联合声明并签署一系列合作协议，确立了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新标杆，这些都在充分展示中美在全球治理合作方面已经取得的新亮点，以及如果更紧密合作可能释放的增长空间。

三是经贸合作的作用增大，但发挥更大积极作用的潜力有待释放。中美经贸合作从当年美国“中国皇后号”和“柳林号”等商船驶抵中国，到如今中国大批量采购波音飞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特别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早已成为两国关系的压舱石和助推器，对两国关系跨越危机而继续稳定前行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如今，由于中美两国经济都在不同程度地进行结构调整。美国对来自中国投资的安全审查、对出口到中国的高技术产品的管制、对中国在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背景下经济环境和商业环境变化的不适应等问题突出。中国正在统筹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加强和创新宏观调控。这给两国经贸关系发展造成了瓶颈，其中诸多问题、矛盾、分歧在两国投资协定谈判中都有所体现。这使得经贸合作本身成为两国关系的矛盾冲突点，对两国关系的负面影响上升。这表明经贸合作对两国关系发展的重要作用不是在减弱，而是变得更加突出了，只是急需两国重新调适，下决心解决难题和实现突破。实际上，中美经贸合作的潜力依然很大。2014年底，中美双边贸易额已达5551亿美元，中国企业在美直接投资已遍布其45个州。据预测，到2022年，中国将成为全球最大进口国，中美有望互相成为最大贸易伙伴，美国对华出口将超过5300亿美元并由此带来超过334万个工作岗位。如果两国落实元首会晤共识，加快工作节奏并达成一项互利共赢的高水平投资协定，那将为两国经贸合作打开一道闸门，进一步释放相互经贸合作的巨大潜力，为双方整体关系的发展提供巨大推动力。双方在习近平主席访美期间签署的有关高铁、清洁能源、航空等领域合作协议已经预示了两国经贸合作的广阔前景。

正是这些新变化使得两国需要站在新的国际环境背景下，从新的国际时空坐标点出发，把握和顺应相互关系的新脉动，重新界定和确认两国关系的内涵和运行原则（即坚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保持密切高层及各级别交往，不断拓展双边、地区、全球层面的务实合作，以建设性方式管控分歧和敏感问题，使中美关系不断取得新的具体成果），厘清并规划两国关系的发展路径和实施措施，推动两国关系迈向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