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俄罗斯经济结构长期陷于比较优势陷阱的原因
调整能源依赖型的经济结构,通过发展创新经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俄罗斯政府的一贯方针。《俄罗斯联邦2020年前创新发展战略(“创新俄罗斯-2020”)》,把调整经济结构置于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特别强调俄罗斯的发展模式要由资源依赖型转变为创新驱动型,俄罗斯经济的发展既要重视经济领域中量的变化,更要追求质的提升和经济结构的优化。普京也曾经不止一次地强调俄罗斯经济对能源出口的过度依赖不可持续。但遗憾的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俄罗斯产业结构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能源经济仍然是俄罗斯产业结构的关键词,是俄罗斯最突出的优势产业。
为什么俄罗斯产业结构调整总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长期陷于比较优势陷阱不能自拔?[5]除了经济结构本身的刚性特征和苏联时期形成的历史包袱外,主要原因可归结如下。
1、资源红利的迷思
无论是远古时代,还是知识信息时代,人类都在自然资源的怀抱里生存,自然资源对一国经济的增长和发展有着非常关键的作用,丰裕的自然资源是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福祉。马克思曾经把自然资源形成的生产力和人自身所具有的生产力归结为自然力,认为除了各个人先天的能力和后天获得的生产技能外,劳动力主要取决于劳动的自然条件,如土地的肥沃程度和矿山的丰富程度等[6]。正是利用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能源价格迅猛上涨的天赐良机,俄罗斯经济迅速崛起,在短短的10多年时间里一跃进入了世界十大经济大国行列,成为全球五大外汇储备国之一。在外汇充裕和进口增加的刺激下,俄罗斯的国内投资和消费也迅速扩张,构成了出口、投资和消费支撑的经济增长。俄罗斯上下沉浸于能源支撑的经济繁荣之中,憧憬着使俄罗斯成为“宜居型国家、创新型国家、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国家、世界主要强国”和国际金融中心的美好未来[7]。
虽然俄罗斯政府一再强调改造经济结构,发展创新经济,但巨大的资源红利客观上使俄罗斯强化了依据比较优势理论选择产业政策的思维,在资源配置上更重视能源生产和出口,不断固化自己的“世界原料供应基地”的地位。
2、“赶超”战略的路径依赖
整个苏联时期,其经济战略的本质特征就是“赶超”,即在经济上以最快的速度赶上与超过先进国家。只是各个时期的提法略有差异而已。如列宁强调,苏俄光在政治制度上通过实行社会主义制度赶上资本主义国家还远远不够,还必须“在经济方面赶上并超过先进国家”。列宁还把在经济领域赶上并超过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视为社会主义制度胜利的最重要和最主要的因素[8]。斯大林强调苏联比先进国家落后了50-100年,因此必须在10年内赶上和超过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9]。赫鲁晓夫主张与资本主义国家展开经济竞赛,在5年内赶上美国,在“20年内建成共产主义”[10]。勃列日涅夫虽然对赫鲁晓夫的某些政策作了调整,理论上提出了集约经营和加速科技进步的设想,但仍然强调苏联经济战略的核心问题仍然是增强经济实力。戈尔巴乔夫在苏共27大上提出了“加速战略”,其核心就是提高经济增长速度,以确保那些具有战略意义的经济部门得到迅速增长。
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历届政府仍然把确保经济增长速度作为基本目标。叶利钦政府不惜采用“休克疗法”来应对俄罗斯经济危机。普京执政以来,一直把实现经济快速增长作为经济战略的核心任务,强调通过经济增长实现俄罗斯在世界经济中的强国地位,把俄罗斯的经济增长速度问题不仅仅看作为经济问题,也看作为政治问题[11]。俄罗斯社会对政府的基本评价也主要集中在经济增长速度之上。为了保增长,政府不能不充分关注能源经济,不能不通过行政资源配置,大力支持能源经济,经济结构调整因此在事实上被弱化。
3、垄断利益集团的阻挠
以获取稳定的市场和垄断利润为宗旨的俄罗斯垄断企业,不是表现为市场既定价格的接受者,而是价格的制定者和产业结构转型的阻碍者。垄断企业不仅自大、僵化、缺乏内在创新动力,而且还致力于通过寻找立法机构和政府的代理人,形成从上到下的利益集团,把垄断作为武器,要挟、制约立法机构和政府,通过影响国家的立法和决策,不断扩大资源的买办式生产与出口,固化现有的产业结构。俄罗斯政府为了实现经济增长目标,不得不迁就甚至屈服于垄断,政府的许多规制往往成为提高准入壁垒、限制自由竞争、赋予垄断行业特殊权力的规制。政府的反垄断也因此流于形式,以致打击能源垄断寡头的违法乱纪也仅停留在杀鸡儆猴的层面。
4、“伪市场调节”机制的拖累
俄罗斯经济的未来不能仅取决于能源,而必须依靠经济结构的转型,依靠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技术创新驱动。对此俄罗斯上下在理论上并不存在根本的分歧。但通过什么途径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经济结构转型的问题,在俄罗斯远远没有解决。
发达国家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技术创新驱动的基本经验集中表现为,在市场机制的引导下,鼓励各类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进入垄断行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通过竞争机制不断打破垄断,推动创新和结构转型。政府在这个过程中只注重于通过提供公共服务,运用财政、金融政策矫正市场的不完全和竞争的不完全。
俄罗斯虽然不反对市场在发展创新经济中的作用,也鼓励中小企业开展创新经济活动,例如,《俄罗斯联邦2020年前创新发展战略》强调进一步简化兼并与收购程序,改进税收条件和服务环境,以激活企业的创新,为公民今后的创新活动创造条件。但与此同时,这个战略也凸显了很强的政府意志,不仅以政府判断和预测为基础,对2020年前创新经济发展的目标、路径、方式作了规划,而且也对提高国家创新行动的预期,加大国家在创新发展中的参与力度,巩固和增强俄罗斯在传统领域(能源、交通、农业、自然资源加工业)的全球竞争优势,稳定增加对世界主要能源消费地区的供应,增加俄罗斯在国外市场上实现比较优势的机会等作了定量规定,延续了苏联和俄罗斯一贯的政府主导经济结构转型的特征,弱化了市场在经济结构转型中的基础作用,压抑了企业发展创新经济的积极性,形成“伪市场调节机制”。这种“伪市场调节机制”的后果往往是:各政策部门在制定和实施产业政策中行为边界和行为方式错乱(缺位或越位),资金的配置与市场的需求导向相脱节,有市场、有需求的新兴产业和制造业因资金被政府误配而边缘化,不合理的经济结构仍然因此被不断固化甚至强化。
5、开放战略的约束
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一国经济结构的调整置身于全球国际分工体系之中,必须既善于利用区域内部的资本和技术,又善于利用区域外部的资本和技术,只有这样,资金和技术缺乏的国家才能通过利用外国资本和技术,缓解本国资金和技术缺口,加快经济结构的转型。而资金和技术富裕的国家则可以把富裕资本和成熟产业向国外扩散,达到经济结构调整的良性互动。从这个意义上讲,一国的开放程度与产业结构调整成效呈正相关。俄罗斯的产业结构调整虽然也是在开放的环境下进行的,但更多的却凸显了“有限开放”和“小区域开放”的特征。“有限开放”限制了国际资本和技术进入本国领域的范围和强度,弱化了国际资本和技术进入所带来的竞争效应,客观上起到了保护和固化产业结构的作用。同样,实行“小区域开放”,尤其是特别重视对欧亚联盟和独联体国家的开放,非但没有充分得到经济结构调整所需的资本和技术,反而会因经济结构的同构性效应而进一步固化不合理的经济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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