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租车改革的意见构成需有充分解释

今日（10月10日）凌晨，交通部关于出租车改革、网约车管理的公开意见征集正式结束。

昨日，两项改革征集到的意见数据就已经通过媒体流出，名为《交通部：多数人认为应当立即关闭平台、取缔专车》的报道引起了舆论波澜。然后，有网友评价自己“被多数”了，有人戏谑“真理还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再然后，交通部有关机构负责人回应了媒体询问，称“多数人”这则消息纯属子虚乌有，因为“征集意见工作到9日24时才截止，工作人员将确保收集到每一条意见，所以不可能立刻出结论。”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今天的媒体报道再无定性分析，全部是收到有效意见多少条，梳理出意见多少条，集中在若干个方面云云。

在意见征求的截止时间之前，率先得出“多数人”的结论，并使用了“立即关闭”、“取缔”这样的明显带有情绪诱导的报道题目，媒体的确是有瑕疵的。但其所设置的议题却并非没有意义，形式上，它带动了更大的舆论潮汐，给社会公众集体表达诉求提供了出口。在公民参与公共治理途径有限的情况下，往往是此类报道给公众表达直接作用于公共政策提供了契机。

更重要的是，它从一个侧面透露出了，公众对于出租车改革征求意见程序以及意见构成的疑虑：意见征集的渠道是否是狭窄固化的？意见来源是否有充分的代表性？即使意见来源充分，对于这种利益冲突尖锐、深水博弈许久的改革，各方意见在最终改革定稿中的权重又是怎样的？中肯的说，官方主导的意见征求都有扩大公民参与治理的意愿，但选择性忽略和“被代表”已经成为拖在它背后的一道影子，常常让公共决策多了一层阴翳。不同的出租车改革的意见如何“流入”改革文本、又如何影响它的方向和纹理，这个过程只能充分详细的展示出来，否则一个稍带情绪的报道就能随时带起众怒。

社会学调查上，样本的选取方式不同，可能会带来截然相反的结论。同样的道理，对意见的来源一旦有所偏好，公共决策很容易和某一群体的利益捆绑起来。今天改革和社会转型之难，一个根本性的原因是代表资本和权力的特殊利益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中不断取得“自觉”意识，已经在努力摆脱对社会共同利益的服从。它们在与之利益相关的公共决策上，有更大的参与“热情”，有更明显的煽动力，也有更无孔不入的渗透能力。如果不能辨识和控制这些群体，不能引入足够的民意冲抵这股力量，那么它们就会由改革的对象，变成隐形的改革主导者，造成一种吊诡的改革局面。这正是出租车改革中，人们所真正忧虑的。

有效意见5008件，通过拆分处理后意见6832条，一个月的征求意见期，专家学者的论证会和座谈会频次也很高，需要在宏观上梳理意见类型之外，把主导性的意见和意见来源都充分解释一下，把最终的改革依据尽量清楚的展示出来。出租车改革这类有着明显利益鸿沟的改革，怎么改都会有人拍砖，但改革的诚意、改革的透明度肯定会助力改革的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