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演进逻辑及现实路径（3）

（二）国家治理现代化演进过程中的渐进调适逻辑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加速转型期，各种新情况、新问题的显现贯穿于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的整个阶段。同时，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可能具有完全理性，掌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全部信息与知识。国家治理现代化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是国家治理各项事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它不可能完全通过顶层设计来实施完成，这是因为国家治理过程中面临的问题远比顶层设计者们所面对的事物要复杂得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渐进调适就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的在场逻辑，它通过“摸着石头过河”，不断调整与完善，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国家治理滑入陷阱的可能性。如果说顶层设计逻辑意味着从战略高度和整体统筹上完成国家治理的远景目标、运行机制以及重点领域宏观布局，从而保持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性、全局性与方向性。那么渐进调适逻辑意味着从客观实际出发，按照发展的眼光规避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始终保持国家治理过程中的灵活性、适应性与发展性。基于此，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演进过程中保持渐进调适逻辑就成为现实而理性的选择。从国家治理现代化发展的实践来看，它在意识形态、目标定位以及实践手段等关键问题上遵循动态的渐进调适逻辑。这个逻辑使得我国在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的同时，保持制度上的适应性以及实践上的发展性，从而推动了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现代化事业的发展。

其一，通过渐进调适逻辑，不断在国家治理的意识形态上做到兼收并蓄，从而引导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发展。意识形态系统由三个重要部分组成：价值—信仰系统、认知—阐释系统以及行动—策略系统。从意识形态领域的变迁实践来看，最明显的变化是行动—策略系统，其次是价值—信仰系统，认知—阐释系统则相对稳定，但在与时俱进的口号下也有所调整，主要落在阐释部分。 [8] 以意识形态的认知—阐释系统为例，我们知道，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发展的行动指南，这是我们必须在认知上始终坚持的一条准则。但是中国共产党人根据中国所处的阶段与任务，智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确保意识形态在阐释上始终保持动态的发展性，从而适应了国家治理现代化形势的需要（表 2 ）。

其二，通过渐进调适逻辑，不断在国家治理的目标定位上做到科学发展，从而适应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发展。改革开放初期，国家治理侧重于经济建设领域，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成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重要原则。随着经济建设领域改革的全面启动，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一点可以从改革开放以来年均高达 9.8 ％的经济增长率中得到反映。 [9] 长期以来，由于国家治理沿着重经济领域建设、轻社会领域建设的“非均衡发展逻辑”推进，导致我国在城乡、区域、行业、民族以及个人之间都存在贫富差距拉大以及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面对这些问题，我国及时调整国家治理的目标定位，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越来越注重社会领域的建设。党的十八大报告更是从战略高度在社会建设领域论述了“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10] 国家治理实践目标的转向。国家治理在目标定位上保持了很好的动态调适性，通过“问题—目标—新问题—新目标”的渐进调适，能够适应国家治理现代化生态的变化与发展。

其三，通过渐进调适逻辑，不断在国家治理的实践手段上做到灵活运用，从而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发展。过去，我国国家治理的实践手段主要采用运动式、活动式、会议式的方式，这些实践手段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历史遗产。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中国共产党在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习惯地将这些方式作为国家治理的主要手段。这一局面沿袭至改革开放启动时才有所改观。通过对以往国家治理实践经验与教训的总结，“摸着石头过河”“一切从实际出发”成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共识。在这一共识的指导下，国家治理的实践手段日益多样，并向制度化方向发展。运动式治理、动员式治理、民主化治理、法治化治理以及运用契约、习俗等非正式规范体系的治理等多种治理形式成为灵活运用于国家治理各个领域的实践手段，并日益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在涉及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某一阶段的突出问题时，往往常规化的实践手段不能很好实现治理目标。在这种情况下，以该问题为核心开展专项治理活动，通过运动式治理、动员式治理的方式能够很好地达成治理目标。在涉及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的一般性事务时，灵活运用民主化治理、法治化治理以及采取契约、习俗等非正式规范体系的治理等多种实践手段就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的常规化手段，这些常规化手段随着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一体化建设日益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