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中国文化要素（2）

近代西方的民主理念传入中国后之所以大受欢迎，正因为在中国文化中有着根深蒂固的“以民为本”的传统思想，它虽然不是近代的民主主义，却为中国人接受近代民主思想架设了桥梁。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民主作为党内生活的原则和党为之奋斗的纲领性目标，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和《新民主主义论》中详尽阐述了这一目标，他写道：“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⑤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实质上一方面继承了中国文化的民本精神和“选贤与能”的民主实质，同时也接受了西方的“国民代表大会”和“票决”的民主形式。

什么叫文明？《易经》贲卦的象辞上讲：“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是说，文明是在自然基础上产生的，是自然进化的结果，也是人类根据自然法则而教化的结果。在自然状态下人类的祖先还没有脱离野蛮和蒙昧，而在文明状态下的人有了“五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常”(仁、义、礼、智、信)等道德和礼仪。由此可见，文明泛指人类所创造的一切文化成果以及人类所从事的实践活动，它是建立在自然界和自然规律之上的。中国的古人很早就认识到要处理好人类实践与大自然之间的关系，在掌握自然规律和明察自然变化的基础上，才能有“人文化成”。强调“人文化成”，说明中国人推崇的是一种“文化生成论”。

“文化”与“文明”是有区别的，“文化”即马克思所说的“自然的人化”和“人化的自然”，即人类实践活动作用于自然后生成了文化。因此，“文化”在人与动物界刚脱离的旧石器时代就产生了。而“文明”则不然，“文明”是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形成的，它既是文化发达的表现，也是文化的总和。《易经》中的“文明以止”中的“止”字，含有非常深刻的内容，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独具的特征。所谓“止”，意为限制或制约。孔子说“发乎情，止乎礼义”——即是说，人的行为往往从非理性的情感出发，但必须要受到理性规范的限制和制约，这种理性规范即是“礼义”，具体来说，就是习俗、道德、伦理、法律等各种社会行为规范。“文明以止”意指“文明是以社会规范来界定的”。文明一般来说分为群体文明和个体文明，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明程度与组成这个国家或民族的个体文明程度是息息相关的。

中国在历史上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且是“四大古文明”中唯一延续到今天的“在场者”。另外三个古文明即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不是完全灭绝了，就是被后来的外族文明所取代。诚如上文所述，中国的文明史之所以被称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文明历史悠久——当今天西方的主流民族还生活在北欧大森林里的时候，中国就发明了文字，而且一直使用到今天。当今日自诩为“最文明”的民族还实行着“父子聚牝”的婚姻制度时，中国就有了“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等“五常”的伦理规范和高度发达的礼仪与法律制度。因此，如果离开了社会规范和礼法制度，就没有文明可言，更没有高度发达的现代文明可言。

仅从“和”与“谐”两个汉字的造字法上来看，“和谐”的理念就十分古老。现存汉字多具有形声兼会意的特征，和=禾+口：“民以食为天”，口中有粮，吃饭无忧，家庭就和睦，人民就安居乐业；谐=言+皆：人人都发表意见，充分发扬民主，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这就是“谐”。可见，在“和”与“谐”的原始含义中，涵含着中华民族深厚的民本主义精神。《管子·兵法》中说：“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而能谐，谐故能辑。谐辑以悉，莫之能伤。”这段话中不仅含有德治的民本主义，而且含有“和谐就能团结，团结就是力量”的思想(“和合故而能谐，谐故能辑。谐辑以悉，莫之能伤”)。“和谐”由其原始的具体含义引申为现代的普遍含义，成为中国文化中的一种普适的价值理念——“如乐之和，无所不谐”(《左传·襄公十一年》)，进而抽象为中国哲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有人据此提出建立“和合哲学”体系。

从哲学上理解，和谐就是一种最接近平衡状态的力量均势，是各种要素的最佳协调。和谐不是无差别，和谐的基础恰恰是保护差异，维护事物的多样性。中国的古籍《国语·郑语》中记载：“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生之。若以同稗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意思是说，只有不同的事物相互协调，事物才能生长和发展。如果都是相同的元素相掺和，其结果还只是一种东西，所有的发展和变化也就因此停止了。所以，中国古代哲人用“五行”相配，才生成了百物。这就是“声一无听，色一无文”的道理。

根据这一原理，中国哲学赞美“和”是美的价值，主张“礼之用，和为贵”。宋代的张载说：“有两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仇必和而解”表明了一种价值追求，并不表明现实中一切矛盾都必然“和而解”，有些矛盾只有坚持原则、通过斗争，最后才能达到和解。张载的这些话充满着辩证法，体现了对立统一规律，给我们解决现实的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甚至给我们的内政、外交政策提供了一种有益的启示。正如张岱年生前所说：“‘和为贵’与马克思主义也并非不能相容，这里有个辩证关系。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提法就符合辩证法……邓小平‘三个有利于’的提法之所以能成为判断问题的标准，就是因为在当今的条件下，和平发展和经济建设是一种世界性的趋势，‘和为贵’就比较合乎‘三个有利于’的提法。”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