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中国文化要素（3）

二、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有人指出，如果说“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价值观有着中国文化渊源的话，那么，“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价值观则完全是从西方引进的。这话不完全对。“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也有着中国文化的渊源，虽然其在近代吸收了西方文化要素，中国特色并未减少。

中国先秦的儒、道两家都强调人的自由。孔子主张的自由是人身、精神和意志的统一，如他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人有一个由必然向自由逐渐递进的过程，到了“从心所欲，不逾矩”即无论做什么事都能符合客观规律时，便达到了人身、精神和意志自由的一体化。不过，孔子特别强调个人的意志自由，如说：“三军可以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这与西方文化中要求必须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精神实体(上帝)控制人的一切相反，孔子拒斥除个人意志可以左右自己行为的任何外在的神秘精神力量，所以“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孔子认为宇宙中除人和人所组成的社会之外，其余的只能是一种纯粹的自然界，他主张敬畏自然(“畏天命”)、尊重自然规律(“重天道”)，这是对意志自由的一种补充。有人把孔子的“天命”解释为“上帝”，这显然不对。天是什么？《论语》中说得很明白：“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阳货》)天是没有意志，不能言语的，日月的运行，四时的变化，万物的化生——这就是天，天就是自然界！后来，荀子的《天说》篇就发挥了孔子的这一无神论的思想。

跟孔子的自由思想相似，道家的自由观也是建立在“自然”“自在”“自为”基础上的，如《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里的“自然”既有自然界和自然规律的含义，也有自然而然、不去干预、任其发展的含义。自由就是摆脱了精神控制和人身奴役的一种人的本然状态。《老子》一书中的自由观又是与“无为”相联系的，由于“无为”，人民就会“自化”“自治”“自正”“自富”“自朴”，在这里，自由是抛弃一切社会绳索和压迫，让人民“无为而治”的境界。庄子发展了老子的自由思想，把它变为一种绝对的精神自由，像《逍遥游》中的大鹏一样，可以“化而为鸟”，可以“水击三千里，抟扶摇直上九万里”。在庄子那里，自由就是让人的精神从“有待”(“待”就是束缚的意思)到“无待”，能够“出入六合，游乎九州，独来独往”(《在宥》)。庄子的自由观虽然带有一些浪漫和消极的色彩，但庄子却是历史上最早、最多地阐述“自由”的思想家，《庄子》一书中的《在宥》篇就是历史上第一篇专门论述自由的文章，而后世“自由”二字⑦，应为“在宥”的转音。

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的自由观，都把“自由”看作人的本质属性——人在自然本性、精神和意志上本来就是自由的。然而反观西方。西方在古希腊时期有所谓“自由民”，而到了中世纪，广大人民受到宗教神权和世俗政权在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奴役和压迫，极度缺少自由，因而十分渴望自由。这样，才有后来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在“启蒙运动”中，“自由”一词开始流行。相对于中国文化中的“自由”含义与自然、自在、自为相联系，西方的“自由”则与“解放”的含义密切相关。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中西自由观的根本差异之所在：中国文化中的“自由”认为人本来是自由的，自由不在于外烁，而在于自得。而西方文化中的“自由”认为，人本来是不自由的，现在需要用一种外在力量(或“上帝”或一种“精神实体”)把人从不自由的状态中解放出来，然后赐给你自由。这就是中西文化在自由观上的最大区别。

西方启蒙运动后期，德国哲学家康德提出了“自由意志”论——这被称为欧洲哲学史上的“哥白尼革命”，正是因为在西方历史上从来没有这个东西，康德第一个提出来，所以才称得上是一场哲学“革命”。康德哲学被许多人认为很像中国哲学，康德甚至被称为“哥尼斯堡的孔夫子”。毛泽东早年也说：“康德哲学与吾国宋儒同。”他还咏诗道：“万类霜天竞自由！”这种自由观显然是中国式的。后来，毛泽东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由的学说，认为“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绝对自由是不可能存在的，民主与集中相连，而自由与纪律相连。据此，毛泽东倡导“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⑧。这既是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的体现，又包含着中国传统自由观的文化基因。

一个天秤左右对称、重量相等，不偏不倚，这是“平等”的形象比喻。然而，人类社会的平等要复杂得多，要做到像天秤称那般的平等，则要困难得多。首先，人与人之间在自然禀赋上就是有差异的；其次，人的家庭背景、生活环境、社会关系和成长过程等社会因素也是不一样的。因此，“平等”作为一种社会原则，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只是一种相对的历史目标。然而，作为一种价值观念，它确实存在和发展着，并引导社会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