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逻辑

注释：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问题’视域下中国道路的历史渊源研究”(14BKS022)的阶段性成果。

近代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是一极具战略性影响的历史事件。它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直至当代中国的思想理论世界，亦影响了近百年来中国的政治实践取向、社会发展道路及历史命运。因此，从历史发展本身的内在节律厘清近代中国何以选择马克思主义的深层逻辑，对于历史性地理解近现代中国何以选择中国共产党、选择社会主义制度，并走向当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前提性和基础性的意义。

究其历史根底，近代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的深层动因，既源于“世界历史”发展的普遍逻辑，亦源于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逻辑。它乃是此双重逻辑在中国现代变迁中的叠加互动使然。

一、近代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逻辑

鸦片战争后，中国脱离封建王朝更替的旧有轨迹，被动性地转向以科技化、工业化、世俗化、市场化等为历史取向的世界历史性的现代化进程。这一转向的直接性的初始动因无疑在外而不在内，在世界历史的节律而不在中国自身的历史节律。正是现代西方列强的强势冲击，中国才被裹进了“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世界性现代化变迁的大潮中来。这是一个被动性的而非主动性的中国近代历史的开端。

中国历史这一被动性的近代转向，其所面临的历史处境截然不同于古代中国历史上曾经面对的任何一次变局。正如时人所称，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大变局”带给中国的挑战与危机是多维的而非单维的，是军事、民族、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领域多维危机的叠加爆发。这在以往中国历史的“变局”中从未有过！所以如此，根本原因就在于，引发这个“大变局”的直接动因是“世界历史”性的，是“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世界性现代社会变迁，历史必然性地催生了中国的这一“大变局”。正因如此，要有效应对这一“大变局”，要扭转“大变局”带给中国的全方位的空前危机，传统的“华”“夷”世界观与国际观绝难有效。中国需要新的契合于“世界历史”发展的时代焦点水平上的新世界观与国际观。唯有如此，中国才能在科学研判“世界历史”发展规律和根本趋势的前提下，正确选择自身的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作为真正的“世界历史”性理论，马克思主义恰好满足了近代中国这一战略性的历史实践需要。

16～17世纪以来“世界历史”性的现代变迁进程，从空间维度看，它是一个由欧洲地域性事实弥散为“世界历史”性事实的过程；从制度维度看，它是以资本主义社会为初始社会形态载体和开端的。这一现代社会变迁，在其出现于人类文明地平线之初，就带有极其鲜明的“善”“恶”矛盾二重性。

一方面，现代性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催生了工业革命，开辟了世界市场，也“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①，使“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②。在这一过程中，“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③“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④。这一世界历史性变迁，给人类社会带来了理性的觉醒，科技的发达，物质的丰裕，社会的发展，文明的进步。它较封建社会成百上千倍地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和进步，也把人本身和人的社会提升到了全新的现代水平。它也极大地推动了工业化、现代化浪潮在世界范围内的迅速弥散和扩张。这是以资本主义社会为其社会形态载体的现代社会历史变迁进步的一面。

另一方面，这种以资本主义社会为其社会形态载体的现代社会历史变迁，也同时伴随着“恶”的一面。它是“羊吃人”的血腥，是殖民战争的罪恶，是印第安人的家园被毁、种族被屠杀，是“非洲三角奴隶贸易”和华人奴隶贸易之路上的皑皑白骨，是市场竞争的无情，是人性的异化，是“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⑤。它给人类带来的又是比以前更大的现代性的血腥、罪恶、战争、灾难、贫富悬殊及惨无人道的剥削、压迫与暴力。这使现代社会在人类文明的地平线上一出现，就同时被置于质疑、批判与超越的焦点上。并且，随着“世界历史”进程的深入展开，这种质疑、批判与超越的努力，也如现代化浪潮一样，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思想文化现象。

与之相伴，这种以资本主义为社会形态载体的现代社会变迁在其弥散和扩张中，因其二重性，也对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产生了双重性的挑战与示范效应。一方面，通过现代西方国家与各落后国家、民族的冲突、较量，它表征了现代工业文明对后发国家之传统农业文明的巨大优势。面对西方的挑战与示范，这些国家只有走出自己的封闭、保守、落后及地域的狭隘性；全面地走向工业化、现代化，才可能改变自己的被动与劣势，有效维护自己的领土、主权和民族尊严。但是，另一方面，由于这种以资本主义社会为其社会形态载体的现代世界历史变迁本身的殖民性、侵略性、剥削性、暴力性、异化性等否定性特征，它同样也带给这些国家一个巨大的困惑：难道自己的现代化未来就是已经表现出诸多罪恶、血腥、战争、灾难、贫富悬殊及惨无人道的剥削、压迫与暴力等否定性特征的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吗？那么，自己的未来不也就是一种更具破坏性的“恶”吗？于是，伴随现代社会变迁而源起于西方社会的对现代性的诘难，就在这些国家扩展为世界性的，比西方社会更为强烈，更多的时候还与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的世界性的“反现代化思潮”⑥。因此，如何认识近代以来世界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和历史趋势，怎样选择自己的更合理、更正义、更完善的社会发展模式、发展道路，就成了包括中国在内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难以回避的重大的实践课题。“世界历史”发展的辩证逻辑彰显着超越西方现代化经验的历史必然性与价值正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