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唯物主义的思想传统与辨证统一的文化思维方式。在世界观和辩证法方面,几千年积淀而成的中国传统文化系统中有着极为丰富的唯物主义思想和辩证法文化的深厚底蕴。它为中国文化与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理论的“视界融合”提供了哲学思想上的文化纽带。在很早的时候,中国就有金、木、水、火、土相生相克而孕化万物的朴素的具有辩证性的唯物思想。后来,孔子对“怪力乱神”的悬置,荀子对“形具神生”的思想阐发,王充的“气”物论,范缜“形质神用”的辨析,直到王夫之的“天下唯器”,贯穿着一条清晰的唯物论思想脉络。《易经》一书丰富的辩证思想,以《老子》一书为先河的道家以“道”为核心理念对一系列相反相成性矛盾概念的辨析及其辩证法思想,《孙子》一书开创的兵家对战争中各种构成要素的辩证性分析及实践等等。这些,作为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的源头,在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演进中不断得以继承、发展和丰富,从而也培育形成了中国文化鲜明的辩证统一的文化思维方式。正因如此,我们才可以看到,毛泽东在《矛盾论》《实践论》为代表的哲学著作中对中国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相结合、相融通也就具有了自然而然、浑然一体的特征。
第三,“知”“行”合一的文化实践取向。重视社会实践中的“知”“行”统一,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又一突出特征。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说的“知”“行”统一,与今天我们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所经常言说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实际上是相同相契的。在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中,“知”“行”关系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论域,在中国的思想史上有过非常多的论述。《左传》中就有“非知之实难,将在行之”的说法。《古文尚书·说命》中也有“非知之艰,行之惟艰”的思想。后来,《荀子·儒效》中亦详加阐释,“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许多中国思想家都对此问题作过论述。到了清代,王夫之则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知行相资思想。他认为,“君子之学,未尝离行以为知也,必矣”。在《读四书大全说·中庸》中,他把二者关系阐述为“知行始终不相离,存心亦有知行,致知亦有知行,而更不可分一事以为知而非行,行而非知。”在近代,结合中国革命实践中的亲身经验和深刻感触,孙中山则专门就“知”“行”关系问题作了详尽的阐发。正因如此,我们也就看到,在阐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重要著作《实践论》中,毛泽东用的副标题即是“知和行的关系”。
第四,兼容并蓄的文化精神与丰厚的“跨民族文化经验”。中国传统文化就其本身形成发展的历史进程而言,它与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的历史实践是一个同步的过程。实质上,它本身即是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之历史实践的文化反映与文化表征。因此,中国传统文化本身的形成发展即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的社会历史实践中,在文化上兼容并蓄的结果,其文化形态、文化内容本身即具有着突出的兼容并蓄的文化特征和文化内涵。而且,在其历史发展演进的过程中,在与西亚、南亚、东亚等周边其他亚州民族、国家的文化交往与交流中,它还不断地吸收借鉴周边其他民族、国家的文化思想使之与中国文化思想相融合,并使之中国化为中国文化的有机构成。这其中最为典型的莫过于印度佛教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及其中国化。如此,这就更加强化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兼容并蓄性,也更凸现了中国文化兼容并蓄性的文化特征、文化内涵与文化精神,使之具有了浓厚的“跨民族文化经验”的实践支撑。这也就为中国在近现代的历史发展中,吸收、借鉴、消化外来的西方文化,并转化生成自己的现代性文化系统提供了历史文化的内生性机理机制。以此观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中国化不能不说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兼容并蓄的历史过程。
(作者简介:冯昆,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副教授、博士;刘喜发,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副校长、教授)
①②③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4、276、277、276页。
⑤《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29页。
⑥参见[美]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⑦Benjamin Schwartz,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2,p.15.
⑧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77页。
⑨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02页。
⑩(11)(15)(16)[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357、350、357、358页。
(12)(13)[加]威廉·莱斯:《自然的控制》,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5、5页。
(14)《李大钊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18页。
(17)《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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