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逻辑（4）

恰值此时，世界历史进程上出现了“一战”和苏俄革命。这二者共同推动了世界历史的转折性变化，也深刻影响了近代中国的历史选择。于是，近代中国有了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亦有了选择社会主义的历史趋向。

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灾难性结果的影响巨大。“20世纪20年代的经济困难，信念的消失，以及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及个人关系的崩溃，——所有这一切都归罪于1914年7月所作决定的愚蠢。”一战昭显着“死亡、破坏、恐怖、荒芜”⑩。它使近代以来资本主义社会所具有的“恶”效应达到了极致的水平，使其全方位地、“世界历史”性地清晰地呈现给全世界。这既彻底地击碎了启蒙以来“现代性神话”的全面承诺，也极大的削弱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合理性。“在这样一场人类大灾难中，人们的个人痛苦与精神上遭受的打击是无法估量的”(11)。正如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莱斯所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冲击不仅使人们感到了物质上的破坏，而且同样使每个欧洲人在意识上遭到蹂躏”(12)“工业的和国际的非公正性最终将变成自我毁灭性而使一个更为合理和公正的社会关系执行成为必然”。(13)它使中国人看到，“此次战争，使欧洲文明之权威大生疑念。欧人自己亦对于其文明之真价不得不加以反省”。(14)这令近代中国“学欧”“效美”的既有历史选择变得极为犹疑。而巴黎和会则更加剧了这一犹疑。“巴黎和会”击碎的不仅仅是中国对自身正当性要求的幻想，更击碎了中国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所仅存的最后一点虚幻的正义和希望。它清楚地表明了外国帝国主义之于中国民族解放和走向现代化的障碍性本质。

反过来，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正因“一战”灾难的凸显，也就远超出了俄国的民族史层面而具有了“世界历史”的价值。一方面，这个革命发生和成功的原因并非仅仅在于俄国社会本身，还在于“一战”的影响。它直接是在一战的废墟上，通过对资本主义进行制度性革命而实现的。因此，这个革命所指向和否定的不仅仅是俄国资本主义制度的特殊，更有通过俄国资本主义特殊所表征着的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的一般。它具有打破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一统性，根本性地改变国际力量格局，并否定和超越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意义。布尔什维克对西方世界“现在的社会秩序的更系统的批判”“对于交战双方阵营中有组织的工人阶级都颇具诱惑力”(15)。正是“苏联的存在”“也吸引着西方的赞赏者，因为据说它提供了一种‘新文明’”(16)。另一方面，这个革命的思想理论纲领正是马克思主义。它实质上乃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出的实践之果，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传播。因此，俄国革命的“世界历史性”意义，实质上是在理论和实践的双重维度上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后发国家提供了一个可供选择的新前途。并且，因为资本主义社会既显的“魔魇性”，它还具有了更大的正义感召力和普遍合理性。它的这种正义感召力和普遍合理性，恰通过苏俄政府的对华外交直接传递给了中国。新苏俄政府的对华外交所呈现给中国的，并非仅仅是一个“平等以待我的民族”(孙中山语)形象而已；它呈显于中国的，还是一种更具正义性、合理性、普遍性的另一种社会发展的美好前途。这为处于徘徊、彷徨、苦闷之际的近代中国提供了一种别样的崭新选择。于是，中国的历史选择也就由昔日的学欧、仿日、效美，转到了“以俄为师”(孙中山)，也自然而然的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正如毛泽东所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17)

马克思主义之于近代中国而言，它既解开中国对帝国主义之“恨”的理论谜底，也为近代中国的历史选择指明了新途：以俄为师。它对资本主义的充分肯定和彻底批判，契合了中国人对西方文明既“羡”又“恨”的复杂情结；它对共产主义的理论建构，则为中国积淀深厚的道德“大同”之梦找到了现代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