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逻辑（3）

二、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历史进路及1910～1920年代选择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背景

近代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既是世界历史发展的深层逻辑使然，也有着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深层实践逻辑。它乃是世界历史与中国历史互动影响下，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历史实践性选择。

中国近代之始，鸦片战争的炮火，震撼了古老的中国。炮火的震撼下，以往游弋于中国边缘的朦胧“泰西”，既呈现给中国一个坚船炮利的切近形象，也极大地震撼了“中国中心”的陈腐世界观。于是，“开眼看世界”的一代“经世派”仁人，开始认真地了解、介绍西方，开始倡导学习西方船坚炮利式的“长技”。因之，在“经世致用”传统与察知“夷情”的现实结合中，中西历史开始了最初的汇通。随着中西冲突的深入，内焦外困下的主流政治集团渐渐接受了“师夷长技”思想，始而有了洋务运动及其“中体西用”的实践选择与理论选择。这种选择，既表征了近代中国对现代性器物—技术的被动性认同和现实追求，也表征了近代之初中国对现代西方文明的认知限度。严峻的现实面前，西方的坚船利炮量出了中国的器物——技术之短，此时的中国却未看到自身社会的整体性落后；表层呈现的是西方坚船炮利的迅疾威猛，殊不知背后还有制度性、价值性的支撑；虽然在传统社会的边缘打开了一个缺口，却未能动摇传统社会的深层根基。毕竟，此时的中西冲突还主要限于物质——器物的层面，几千年封建性的经济政治结构也还未受到根本性的冲击而走向坍崩。

甲午战争后，外临“瓜分豆剖”之危，内显“揭竿斩木”之急。日益严峻的危机，蜕去了“同光中兴”的虚幻；近邻日本的崛起，彰显了制度鼎革的必需。于是，效日而学“西政”，成了进步之士的共识。因之，有了戊戌维新的变法与自强。然而，既缺乏充分发展的民族资本主义，也无成熟的民族资产阶级，更面临强大的封建守旧势力。因此，维新失败也就势所必然了。随之，有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迎然而生。然而，同样的原因，这个革命亦无法避免夭折的命运。

辛亥革命摧毁了满清王朝这一封建主义的特殊，却表征着几千年中国封建主义的一般及专制制度身影背后的落后社会心理与思想文化；满清旧势力的轰然倒地，才显露出汉族封建旧势力的强势；制度鼎革唤起了社会对新制度的巨大希望，鼎革后的社会现实却是依旧的残破与黑暗。即使否定了1911年的中国旧制度，按照法国的近现代历史进程，中国也并未处在1789年，更非处在20世纪初现代历史的焦点上！显然，1910～1920年代的中国，民族救亡与现代化步履依旧踯躅蹒跚。于是，继器物与制度之后，是现代西方同传统中国的整体对立。“80年新旧之争一变而为民主和科学的巨响”⑧，因之而有新文化运动的轰然鸣响。

从“师夷长技”到制度鼎革与文化革命，“欧风美雨”的持续冲蚀，使传统的经济政治文化日益走向解体，以至于旧制度彻底坍崩。与之相伴，朦胧的“泰西”也日益清晰为令中国人爱恨交织的矛盾统一体。

中国的旧制度虽然在现代西方的冲击下彻底坍崩，却未消解掉道德千年王国的“大同”之梦。毕竟，先进的、现代的西方虽然符合世界历史性生产力发展的逻辑，却因其殖民的强盗逻辑及侵略的野蛮行径而难以令人心悦诚服地占据道德的道义高点。“泰西”清晰，却是现代文明与现代野蛮的一体并呈：有船坚炮利、民主、科学，也有西方激烈的社会冲突、尖锐的社会危机，及资本原始积累和殖民扩张的斑斑血痕。于是，在鼎革旧制与改良“西制”的羼杂中，有了孙中山“毕其功于一役”“五权宪法”的实践选择与理论选择。然而，因既乏成熟现代性因子积累的必要根基，又乏有效动员工农大众的实践策略，辛亥革命也便成了“最乏力的革命”⑨而中途夭折。中国走到了徘徊、彷徨的十字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