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全面”：开拓对共产党执政规律认识新境界（3）

三、全面依法治国：执政方式的新改进

执政方式是党的执政方略在执政过程中的具体化，即执政党把其政治主张变为国家意志和人民群众自觉行动所采取的方法和手段。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是以法治为基础建构的，法治是执政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撑。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说，依法执政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执政方式。全面依法治国实现了党的执政方式的新改进，主要表现在党的执政方式深刻转型、更加注重贯彻落实和更加强调夯实法治信仰基础等三个方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执政方式改进规律的深化拓展、深刻认知和能动把握。

全面依法治国标志着党的执政方式的深刻转型，深化拓展了对共产党执政方式改进规律的新认识。执政方式的深刻转型首先在于执政方式的法治化。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出，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依宪治国、依宪执政是依法治国深入、透彻的体现，是依法执政方式的深层意蕴。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把依宪执政作为执政党的执政理念，是对原有执政方式的改进和完善。依法执政，既要求党依据宪法法律治国理政，也要求党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决定》还指出，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完善党内法规制定体制机制，形成配套完备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运用党内法规把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落到实处，并且首次提出将党内法规体系纳入法治体系建设，这是中国共产党人践行法治理念、坚持依法执政、实现党的执政方式法治化的重大抉择。执政方式的深刻转型还在于执政思维方式的法治化。与夺取政权时期所产生的批判思维、强制思维不同，执政党需要的是法治思维，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开启了中国共产党向现代意义的执政党执政思维的转型期。正如习近平所说：“谋划工作要运用法治思维，处理问题要运用法治方式，说话做事要先考虑一下是不是合法。领导干部要把对法治的尊崇、对法律的敬畏转化成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做到在法治之下、而不是法治之外、更不是法治之上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7]《决定》还特别要求提高党员干部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把法治建设成效作为衡量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工作实绩的重要内容，把能不能遵守法律、依法办事作为考察干部的重要内容。由此，执政行为方式和执政思维方式的“双法治化”切实改进了党的执政方式，推动了新阶段党的执政方式的转型升级，深化并拓展了对共产党执政方式改进规律的认识境界。应当明确指出的是，党的执政方式的转变绝不是党的领导的削弱和改变。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把党的领导贯彻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也是我们必须遵循的执政规律。

全面依法治国更加注重贯彻落实，是对执政方式改进规律的深刻认知。法治具有鲜明的实践性。有了良好的法治设计而将其束之高阁，或者实施不力、浅尝辄止，依法治国的文件将成为一纸空文。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目标之一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法治体系与法律体系不仅仅在于一字之差，法治体系更意味着法律不仅要制定出来，还要贯彻和落实。如果说，党的十五大以来依法治国成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以来依法执政成为党执政的基本方式还主要停留在理论层面的话，那么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则更强调贯彻实施，真正把依法治国落到实处，贯彻到治国理政的全部活动之中。为此，《决定》鲜明指出，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习近平也强调，“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点应该是保障法律严格实施，做到‘法立，有犯而必施；令出，唯行而不返’。”[8]他还深刻指出：“如果在抓法治建设上喊口号、练虚功、摆花架，只是叶公好龙，并不真抓实干，短时间内可能看不出什么大的危害，一旦问题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后果就是灾难性的。”[9]因此，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向法治体系的迈进重在落实，标志着党执政理念的重大飞跃与执政方式的重大升级，是对共产党执政方式改进规律的深刻认知。

全面依法治国更加强调夯实法治信仰的基础，是对执政方式改进规律的能动把握。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实用有效的法律，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雕琢在铜表上，而是要镌刻在人民的心里。人民权益需要法律保障，法律权威也要靠人民维护，依法治国的实践不仅在于外在的法律刚性运行，更在于内在的意识柔性认同。因此，《决定》要求在法治实施过程中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因为“法治文化的打造，必然最终依赖、表现于法治精神在生活实践的方方面面、事事处处的贯彻和体现”[10]。《决定》指出，必须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增强全社会厉行法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形成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的社会氛围，使全体人民都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这些都是对共产党执政方式改进规律能动把握的重要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