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如何精准发力？（2）

全面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过去多年，发展的不协调造成了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和群体之间的差距，导致各种经济社会矛盾。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坚持协调发展，重点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不断增强发展整体性。强调指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塑造要素有序自由流动、主体功能约束有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资源环境可承载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此次全会把“协调发展”放在仅次于创新的优先位置，足见协调在“十三五”时期发展中的重要性。

由于京津冀三省市之间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资源条件不同，经济基础不同，客观上造成区域协调发展的难度大。北京已进入后工业社会，产业结构水平高，居民收入水平高，政府财政实力强，因而对公共服务投入大，公共服务水平高。而河北的多数城市还处于工业化中期或初期阶段，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还不高。据统计，2011年北京小学的生均教育经费是河北的4.4倍，天津是河北的3.2倍；高等教育阶段北京生均教育经费是河北的5.1倍。由于经济社会特别是公共服务水平落差大，北京、天津客观上与河北形成一种“马太效应”，对河北形成强劲的“虹吸效应”——周边区域的人才与优势资源过多地被吸引到北京、天津，从而使河北发展更加困难，出现所谓的“灯下黑”现象。

这种经济社会落差大的另一种表现则是京津冀区域未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产业集群。现代产业特别是高端制造业发展对产业环境提出很高的要求，而产业环境中产业配套环境更为企业所关注。由于历史的、自然的、政策的等多方面的原因，京津冀地区与长三角、珠三角相比，国有经济占比高，民营经济不够发达。根据全国第二次经济普查数据，京津冀地区国有企业资产总额占全国的比重高达62.8%；2014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中，京津冀地区有44家企业入围，而长三角地区则有249家。正是由于没有发达的民营经济，更没有建立起民营经济企业之间相互关联、相互配套所形成的完整的产业链和真正意义上的产业集群，因此，京津冀区域产业配套成本高，很多企业宁愿到长三角、珠三角进行投资或成果转化，而没能将投资项目落在京津冀地区。北京的科技优势未能通过在京津冀地区的成果产业化而转变成为京津冀地区的产业发展优势和经济发展优势。比如，中关村2014年流向广东省的技术合同成交额占流向外省市技术交易额的6%，而流向津冀地区的技术合同成交额仅占4.2%。河北的产业结构主要以煤炭、钢铁、建材等为主，这些产业能耗高、消耗大、污染严重，这也是京津冀区域环境问题比较突出的重要原因之一。

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要把重点放在解决周边交通、公共服务的短板上，通过政府有目的的引导，加快产业环境的优化提升，不断提高对创新资源、产业资源的吸纳和集聚能力，从而使北京科技创新的优势能够转化为京津冀区域的产业发展优势。

目前，河北、天津承接非首都功能疏解的积极性很高，但考虑到资源有限、发展阶段差异等因素，资源疏解也不能过于分散。现阶段要点面结合、以点为主、突出重点，打造一批产城融合的特色新城、卫星城，集中承接，形成示范。一要突出完善区域交通体系。伦敦、纽约、东京和巴黎等世界城市的市郊铁路都很发达，分别达到3650公里、3000公里、2031公里和1867公里，而北京现在基本上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市郊铁路。今后，要着重打通北京与河北、天津的断头路，加强大容量、便捷式地铁、市郊铁路建设，努力形成“一小时通勤圈”城市群。二要针对京津冀区域公共服务落差大的现实，探索名院建分院、名校办分校、医联体、校际联盟等多种方式，结合新城、卫星城建设，定向、定点导入优质公共服务资源，一方面促进公共服务有序疏解、均衡布局，另一方面快速提升这些新城、卫星城的公共服务水平，提升对产业、功能疏解的吸引力。三要加强区域产业转移与对接合作。积极探索体制创新与政策突破，切实解决产业转移中面临的用地指标、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高科技企业政策衔接与资质互认等瓶颈问题，使企业“出得去”、“留得下”、“发展得好”，促进当地就业，带动区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