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阶层固化成就大唐盛世

唐太宗李世民执政23年，之所以被誉为“贞观之治”，就是因为具有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当仁不让作顶层总设计师，锐意改革，堵疏废立结合，平抑皇族宗室及门阀豪强既得利益阶层，打开庶族和寒士上升通道。此改革打破阶层固化，让社会各阶层人凭能力上下充分流动，整个社会进入良性循环，极大激发全民创造力，成就大唐盛世梦。

消藩降爵减俸平抑皇族宗室

原来，早在唐立国之初，高祖李渊鉴于四海战乱未平定，苦苦思考有效控制政权的策略。他认为，西周正是因为实行分封制，将皇族子弟孙辈及同姓宗室分封到全国各地做诸侯王，才维持八百年，创国运绵长之最。有鉴于此，他为了极力扩大李姓势力，竟然在制度上规定，凡李姓的官员，即宗姓官，其地位均应在同级官员之上；没有担任职务者，不服徭役；且每州设宗师一人，主要是行使监察震慑职能，且成制度化。给同宗现职官员以及候补官员诸多特权，这无疑使众多异姓官员感到低人一等，为官场趋炎附势、拉帮结派之风留下隐患。

为营造清正廉明的官场氛围，李世民在朝廷广泛展开皇室及同姓宗室存废大讨论，以明国运长久之道。讨论明辨了是非。李世民随后消藩降爵平抑皇族宗室就顺利多了。他采纳尚书右仆射封德彝之议，将父亲李渊分封为王的大批皇族，降爵减俸，仅少数有功者（主要是战功）封王。首先规定，只有直系亲属才封王，继王位者明确降为嗣王，再隔代又降为郡王，所享受食邑等，依次降低。其次，对一些疏远和无功的同姓宗室，各降爵位一级，并减食邑。此举纠正了李渊分封过滥的失误。再次，这些王侯，所享食邑的租调，不归诸王征收，而改为朝廷的内府供给，这就让这些王侯完全成为有名无实的虚封，虽位高但无权，无法干预地方行政。最后，对皇族宗室严格约束，教育他们奉公守法。对骄奢淫逸之皇子皇孙，剥夺身份治罪。

废旧法平抑门阀豪强势力

面对地方豪强势力把持政权长达400年之痼疾，李世民审时度势，随后果断拿豪门大户开刀，废除选拔官吏之“九品官人法”制度，平抑门阀豪强势力，消解民怨。

且说西汉选拔人才，实行州郡察举制度，即推荐制。此制度，完全依赖州郡长官是否能公正公道公平。到了东汉，战乱不断，天高皇帝远，掌握选拔人才大权的州郡长官自然仰豪强鼻息，此制度渐渐腐败不堪；加之豪强地主以及士人为躲战乱亦多侨寓他乡，当时人户分离现象严重，州郡察举制就严重滞后。

曹丕继位为魏王后，为了赢得世家大族的支持，在延康元年（220年）二月，正式确定“九品中正制”来选拔人才。不料，到魏晋之交，掌管选拔士人的大小中正官，均被各个州郡的“著姓士族”所垄断，借机捞钱或者交换利益，仅仅看“簿世”即家世，行状、乡品，则完全走过场，只选世家子弟。以此为节点，社会底层向上流动的渠道完全被堵塞，以致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

唐太宗完全废除“九品官人法”之选拔人才制度，不仅打破了世家大族掌握政权的惯例，且解决了魏晋至隋初导致社会动荡一大难题。在整个唐代，门阀世族受到平抑，势力明显衰落，再无法控制地方政权、干涉朝政。即使新兴陇西皇家贵族，其地位、权势、财力，也不像魏、周、隋三朝皇族那样炙手可热，富可敌国。后来，中唐虽有几次比较大的社会动荡，但豪强世族已很难呼啸而起改朝换代了。

论功分封朝臣修志提升庶族地位

有废，还必须有立。贞观元年，唐太宗大封功臣，论功行赏，不计私亲，以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为一等。此举，不仅有效提升了功臣社会地位，且在朝廷上下树立赏罚分明的导向。

其次重修《氏族志》，以正世风。所谓氏族，就是士族。在初唐，由于门阀氏族势力强大长达400年之久，新兴的庶族阶层，虽然因军功或者财富、才气上来，但因出身低微，仍无社会地位。房玄龄、魏征等大臣虽已为高官，但依然有深深的自卑感，甚至争相出重金与依然有很高社会地位山东士族联姻，以图改换门庭。流风所至，从高层到民间，通过买卖婚姻达到攀龙附凤，很是盛行。

在贞观六年，唐太宗对宰相房玄龄谈到近代士族卖婚弊病时，提出了“既轻重失宜，理须改革”的建议，命高士廉等修撰《氏族志》，以便“刊正姓氏”。他要求以《左氏春秋》中“立功、立德、立言”为标准，重新评估士族，无功、无德、无言论传世者，一律除名。虽然李唐皇族被列于《氏族志》最高地位，山东大姓崔、卢，江南大姓王、谢等门阀氏族均为次高位，但最大改观是把大批没落世族剔除此谱，将新兴庶族族姓列入谱内，极大满足他们自尊心和成就感，在整个社会营造后代不努力，就“富不过二代”的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