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话语重建的三个问题（2）

在数字与事实之间

福柯指出，从19世纪开始，人文科学的兴起和发展处处都“设法从数学出发去整理所有现代认识”。实际上，从20世纪后期开始，“数字化”已经成为一个热词，它使现代科学的基本特征以夸张的形式凸现了出来。近些年来，随着“大数据”概念的提出，“数字化”一词不再仅限于描述某些技术特征，而是具有了类似世界观的内涵，甚至包含了诸多重塑社会以及人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的方案。这使得社会科学研究也必须积极适应数字化发展的新要求。

但社会科学研究很早就在实证主义哲学的引领下，走向了数字化，这主要体现在研究方法上。现今流行的实证研究基本都在运用数据进行定量分析。但所有作为研究对象的因素都被认为是可以通过量的形式加以表达的，而且是可以加以运算的，至于那些难以纳入运算之中的实质性因素都被有意识地忽略了。这样一来，社会科学研究实际上是通过分析、分解的方式，从对象中发现片面的、片断的构成要素，将其制作成各种各样的参数，进而纳入到模型之中进行运算，以至于所有实质性的因素都被剔除了。应当看到，在工业社会处于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的条件下，这样做能够让人类获得真理性的认识，进而按照这种认识去重构世界。然而目前，依此方式能否获得真理性认识变得可疑了，这也要求人们重新审视科学研究。

社会科学研究走向数字化的原因，可能是由于追求精确性而走上了对数字的依赖，并形成了研究方法上的路径依赖。从定量研究到大数据的出现，虽然不能完全归结为社会科学的贡献，而在于整个科学技术发展所取得的成就，但社会科学定量研究方法的观念化于此之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正是由于社会科学数十年来的定量研究，使人们形成了世界可以数字化的观念，并使人们逐渐意识到“数字世界”的存在。但是，大数据的出现又在不同程度上否定了这种定量研究：第一，大数据意味着科学研究对象不是静态的，不能静止地去观察和认识；第二，大数据意味着研究对象不是简单的、可抽象把握的，或者说，无法从对象中抽象出若干个变量；第三，大数据意味着研究对象不是封闭的，而是一个开放的系统；第四，大数据意味着研究对象不是明确的和稳定的，而是因为处在变动过程中而变得模糊和不稳定。面对这些挑战，社会科学的既有定量研究通过自我更新而获得新生的空间几近于无，因而需要通过话语重构即范式的变更，去开辟社会科学发展的新路径。

现实生活的确有着数字化的特征，但“数字”一词却包含着抽象的内涵，是在抽象掉了事物的质的方面的内容后而获得的对事物形式方面的把握。“数字化”要求的是抹去了事物的特殊性之后而看到的普遍性。大数据恰恰对此形成了否定，因为它要求复现事实而不是从事实中抽象出一组数字。就此而言，大数据是与全球化、后工业化联系在一起的，或者说，是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一种新的社会现象。就各种迹象来看，拒绝抽象已经成为一个明显的趋势，对一般性、普遍性的追求正在失去合理性。但“数字化”概念所包含的抽象内涵是与这一基本趋势相背离的，而且势必会渗入到人的思维方式中，进而对全球化、后工业化运动作出错误的认识，并在实践时可能促使后工业化偏离方向。因此，我们需要对大数据作出正确的解读，需要在大数据要求“复现事实”的意义上去建构社会科学研究的新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