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奇渊：全球经济变局下的中国经济（8）

这些服务业部门的发展会给我们带来的一系列积极的影响。第一个影响就是增加投资。我们知道，最近几年，尤其是2015年，经济增速下滑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固定资产投资的下滑。如果能够放开服务业市场的准入，吸引民间资本和外部资本进行投资，那么固定资产投资下滑的态势能够得到一定的缓解，就能够使宏观经济得到一定的稳定。

第二个影响是从长期来看，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加速供给不足行业的发展。释放需求，原来供给得不到满足的教育、医疗、环保等服务的需求是被抑制的，如果供给面能够跟上，这些服务的消费需求会被释放出来，这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

第三个影响是有利于社会分配更加公平。产能过剩的制造业是典型的资本密集型行业，资本密集型的行业在收入分配的过程中更多的是按照资本分配，劳动力的分配份额是比较少的。而服务业是劳动密集型的行业，收入分配更加向劳动者倾斜，劳动者能够分得的份额更大一些，所以服务业部门的发展会带来收入分配的改善。

第四点是能够改善就业情况。能够给大学生提供更多、更好、更有质量的就业机会。

第五点是能够改善国际收支失衡的情况。因为国内消费需求得到了释放，更多的消费就留在了国内，我们从国外购买相应服务或者相应商品的需求就会下降，这对经济增长的重心转移到国内来说也是有好处的。

三、中国经济面临的外部环境以及新时期的开放政策

首先，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中，发展势头非常好。这得益于我们经常提到的双引擎：出口导向和投资导向。这是从需求端来讲的。为什么我们能够实现这么高的投资和出口贸易？这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是分不开的。全球经济一体化主要体现在国际贸易体系、国际金融体系、国际投资体系三个方面。中国经济在过去的30多年里，从国际贸易体系中获得了很多好处，尤其是中国加入了WTO以后，中国的出口增速非常快，直接带动了国内的投资和其他的消费等。同时，中国也受益于国际金融体系，虽然上世纪在80年代、90年代出现了局部区域性金融危机，比如拉美债务危机和东南亚债务危机，但是从全局看，国际金融体系相对来说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国际资本流动并没有出现整体混乱，汇率也相对稳定。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享受了一个比较好的外部环境，国际金融体系相对稳定，国际贸易体系相对稳定，我们的出口引擎、投资引擎才能够驱动，保持这么多年的高增长。

如果我们观察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变化，就会产生一种担忧，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正在慢慢碎片化。

首先看国际贸易体系。在WTO平台上，WTO的谈判在多哈回合已经碰到了一些问题，发展中国家和美国等发达国家谈不拢，发达国家希望有更高的全球贸易规则和标准，所以他们另起炉灶，美国一边和太平洋沿岸的国家，比如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智利等，搞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另一边和欧盟谈TTIP，就是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这两个协议所占经济体的规模和数量在全球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中国是孤立于TPP和TTIP之外的经济体。

除此之外，日本和欧洲也在讨论类似的大型自贸区协定，还有中韩自贸协定等等。国际贸易体系从原来的WTO这样一个整体框架过渡到了全球出现很多块碎片，而且是非常大的碎片。全球贸易秩序跟以前不一样了，从中短期来看，这些碎片化的过程对中国会有一些直接的负面影响。国际贸易规则不再是一个能够有效协调的整体，很多时候中国在这些碎片之外。

其次，国际金融体系也出现了碎片化的过程。原来的国际金融体系，最重要的机构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但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平台的国际金融体系改革面临着很多困难。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改革，2010年提出来，过了5年，到最近才得到了表决通过。所以，总体上以IMF为平台的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明显滞后于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

在这样的背景下，发达经济体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全球最主要的六大经济体央行，瑞士央行、美国央行、英格兰央行、日本央行、加拿大央行、欧洲央行，已经达成了一个开始是3年期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后来3年协议改成了无限期，也就是无限期的六个经济体的货币互换协议。这就意味着如果美联储加息，全球资本的流动出现局部的风险，这六个经济体可以互相给予流动性支持，尤其是美联储，可以向其他经济体提供美元的流动性支持，这对于其他的国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它们没有必要积累太多的外汇储备，也完全有能力应对短期的货币危机和短期的外汇市场流动性的问题。

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也做了很多的措施。比如说东盟加上中、日、韩，也就是10加3平台，我们正在推动《清迈协议》多边化以及相应的外汇储备的资产池。在金砖国家平台上，金砖银行也有相应应急资金的储备池等。但是，这些也是碎片化的过程，它表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的国际平台的作用越来越微弱，越来越缺乏有效性。所以，发达经济体、新兴经济体包括东盟国家还有金砖国家，以及中、日、韩，都在寻找应对措施。

第三，国际直接投资体系更加处于碎片化的状态。在整个国际投资体系当中，从来没有形成一个整体秩序。现在全世界有六千多个区域的或者双边的投资协议，每个星期还要新增加三个双边协议，这些协议都不是全球平台上的。

总体上，中国发展面临的新时期环境，不仅仅是内部面临新常态，全球环境也正在从一体化的趋势转向碎片化的趋势，全球的贸易规则重新制定，金融体系出现分化，国际投资体系缺乏整体有效的协调。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在新时期的对外经济政策应该怎么做？这是非常重要的。美国著名的国际政策智库给中国人开出一个路线图。中国需要先和美国谈判签订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考虑加入TPP协定，然后以TPP协定为模板，扩展到亚太自贸区协定。就是在APEC成员的基础上做FTAAP（亚太自由贸易区），然后在亚太自贸区协定基础上跟TPP整合，建立类似于WTO这样的机制。这是美国人提出的一个路线图。

那中国应该有自己的思考。这些年我们提出来的“一带一路”倡议和互联互通、国际产能合作的主张，都是非常具体且具有共同利益，在国际上有影响力的一些开放的构想。这些构想对于全球贸易规则、全球贸易体系，还有国际金融体系的一体化都是有帮助的。我们讲互联互通有人、财、物的联通，民心的相通、货币的流通、贸易的畅通、政策的沟通、道路的联通，这5个方面。这对于全球贸易的一体化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全球贸易一体化的障碍不仅仅在于规则、制度，很多时候欠缺一个根本的前提，就是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

中国正在参与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对于国际货币体系的一体化也有非常大的推动作用。体现在三个层面：

一个层面是中国在原有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平台上积极地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比如说中国参与IMF份额改革，而且我们的发言权、话语权也在得到提高。

第二个层面是区域性的。比如说在东盟10加3这样的平台上，中国参与到东亚区域的金融体系改革，而且做出了非常多的贡献。

第三个层面是从中国单边的角度来看，我们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国际化对于金融体系的影响是潜移默化、影响深远的。除此之外，中国还在参与其他地区的金融体系合作。比如说与泛美开发银行的合作，与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合作等等。

中国在国际贸易、投资，包括国际金融领域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可以概括成一句话，就是以开放来推动开放，以开放来促进中国外部环境更加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这是将来中国新时期开放政策的一个方向。中国对外开放的最后落脚点还是在中国经济内部，所以在十八大报告里面有这么一句话，就是要以开放促改革。这体现在非常多的方面，比如说在2001年加入WTO，我们把国门打开了，当时很多人说是引狼入室，实际上我们看到，最后中国的出口商对于其他国家来说才是真正的狼。因为我们的竞争力在2001年之后得到了非常明显的提升。沿着这个思路，我们可能还需要更多的开放来推动国内的改革，打破国内一些比较僵化的阻碍。就像前面提到的扩大服务业的市场准入，允许更多的外资，包括民营资本投入到服务业中，给消费者提供更多的服务业商品。所以从这些角度来看，以开放促开放，或者以开放促改革，最后落脚点都放在国内。与此同时，构建一个对中国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也是我们需要实现的目标。

总结

今天，我们分享了三个部分的内容，第一节是全球经济的变局。在这个变局当中，发达经济体弱势企稳，新兴经济体可能受到一些冲击，主要的风险点存在于阿根廷、巴西、土耳其这样的国家。

第二节介绍了中国宏观经济的新常态，以及从新常态出发提出来的供给侧改革的思路。这个思路是以劳动力市场为切入点，从劳动力的质量和数量来观察发现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问题，以及这个结构性问题对应的产业结构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了怎么样一手去产能过剩，一手推动产能供给不足的行业获得发展。

第三节我们回顾了全球变局背景下，全球一体化趋势正在面临挑战，全球的碎片化正在成为一种新的苗头。在这个碎片化的语境下，国际贸易体系、国际金融体系、国际投资体系都出现了碎片化的趋势。中国很多时候都处于这个碎片之外，游离于集体之外，所以中国需要采取一些措施，这就是我们新时期的开放政策。新时期的开放政策将为中国自身的发展营造一个更好的外部环境，同时，这些开放措施也会有利于倒逼、推动国内的改革，为中国经济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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