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怎样才能建立起一个法治社会？（2）

二、法治社会建设与法治执政党建设的关系

在中国，研究依法治国必须研究执政党依法执政。研究法治中国建设必须研究法治执政党建设。[8]因此，本文探讨法治中国建设中的法治社会建设问题，就不能不同时讨论法治社会建设与法治执政党建设的关系。

关于此二者的关系，笔者认为，法治执政党建设是法治社会建设（同时也是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建设）的前提和保障，法治社会建设是推进法治执政党建设的促动力。

法治执政党建设之所以是法治社会建设的前提和保障，其主要理由有三：其一，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政党，它是整个国家的领导，决定国家和社会治理的目标和方式，建立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就是中国共产党确立的治国理政的目标。[9]然而这一目标的实现，关键取决于中国共产党自身能不能实现法治，能不能将自身建设成法治执政党。如果执政党自己的各级组织、各级党委不实行法治，不依法执政而任性执政，建设法治社会的目标无疑会落空。其二，建设法治社会，涉及国家公权力和政府公权力（如制定规则的权力、社会管理的权力、解纷止争的权力等）适当向社会转移的问题，[10]从而社会组织与国家机关、政府部门之间有大量的各种利益和关系需要协调和平衡。谁能担负起这种协调和平衡的重任呢？在中国，当然只能是执政党。但是执政党要协调和平衡好法治社会建设过程中的各种利益关系，其所基于的思维必须是法治思维，其所运用的方式必须是法治方式，执政党自身必须是法治化的执政党。否则，将可能促退而不是促进法治社会的建设。其三，法治社会在建设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各种传统观念和传统势力的阻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和干扰。对此，执政党对法治的坚定信念，对法治社会目标的坚守是法治社会建设顺利进行的关键。只有执政党在领导法治社会建设的过程中，坚定不移地推进社会自治，培育和发展公民社会，指导各种社会共同体完善自治规则，依规则处理社会共同体内部、外部的关系，依规则解决共同体内部、外部的各种争议、纠纷，法治社会建设才能不断有序向前推进。如果我们执政党对法治不坚定，在法治社会建设过程中一出现问题、困难、矛盾，就动摇、止步不前，甚至退缩，法治社会建设的目标就难有实现的希望。[11]

至于法治社会建设之所以可成为推进法治执政党建设的促动力，其主要理由有二：其一，执政党对国家、社会的领导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国家、社会的发展方向和发展模式。但是，执政党对国家、社会的领导并不是，也不可能随心所欲地进行，它必然受社会现实政治、经济、文化及其制度的即成运作模式影响。一个国家，一旦经过执政党和人民共同努力，选择了法治的治理模式，法治社会的形态、制度架构、运作方式初步形成，人民在此过程中逐步产生了对法治的信仰和依赖。这种情况不能不反过来影响执政党的执政方式和推进执政党依法执政，促进执政党自身的法治化建设；其二，执政党的党员和领导者均生活在社会之中而不是生活在真空之中，从而其思想和行为不能不受社会的影响，一个国度或一定地区的社会，其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如果已经法治化或初步法治化，这种法治化不可能不对执政党的党员和领导者个人的思想和行为方式产生影响。执政党的全体或绝大多数党员、领导者如果都具有了一定的法治理念，对法治有了一定信仰，这自然会影响整个执政党的执政风格。在法治社会的环境下，即使执政党的个别领导人、领导干部试图背离法治，违法滥权，其行为也会受到社会的制约，其只能要么改弦更辙，要么被社会淘汰；即使执政党的政策违反法治，个别党的组织违反法治，在很大程度上也会受到党内和社会的有形或无形的抵制、反对。因此，法治社会一旦形成，任何个人、组织，即使是执政党，想改变它，扭转它的方向，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由此可见，执政党领导人民建设法治社会，法治社会反过来又会促进执政党的法治化，促进法治执政党的建设。这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互动的关系。[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