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中国古代反腐倡廉经验 （3）

廉政制度建设周密细致

要遏止腐败思想，教育是基础，制度是保障，二者不可或缺。在我国历史上的国家治理中，反腐倡廉的制度建设处于极为重要的地位。

第一，注重设置相对独立的多层次监察机构。自秦汉开始，中央设置御史大夫，“位次丞相，典正法度，以职相参，总领百官，上下相监临”，其主要职责是监察。从汉武帝开始，监察与行政相分离，以行政区域划分为原则，设十三州刺史，监察地方，开创我国巡视监察制度之先河。自曹魏开始，监察向组织机构化方向发展，其标志是中央御史台的设立。此后历代名称虽有不同，但延续不变，体现出监察在封建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第二，监察法规完善。为防止监察过度干预行政，同时对监察官自身进行制约，自汉代开始，历代都有严格的监察法规。例如，西汉《六条问事》、曹魏《六条察吏》、西晋《察长吏八条》、隋代《司律六条》、唐代《风俗廉察四十八条》和《六察法》等。历代监察法规既监察吏治，也督察其他社会不稳定因素；既纠举不法，也举荐人才，但非条例范围不察。

第三，法律制定细密。“法者，治之端也”。自战国秦汉开始，关于惩治贪污受贿、执法不公、徇私舞弊、失职渎职的立法规定逐步具体化，“主守盗”、“受赇”、“不直”、“废令”、“畏偄”、“故纵”、“不以实”、“阿党”等腐败不法行为及惩处办法，均载入法律。魏晋律中有《违制》、《请赇》、《告劾》、《偿赃》等专门针对官吏贪赃枉法行为的律篇。自晋律始，则有公罪私罪之分，贪污受贿皆入私罪。唐律在总结我国封建社会前期经验基础之上，将反腐倡廉法制建设推向高峰。

第四，行政监督与考核较为完备。自战国秦汉后，国家在官吏的选拔任用、日常公务、生活方式、考绩考核上都力图做到有规可依。秦汉有“乡论”，个人的乡里声誉对其入仕影响至重。在汉唐制度中，关于钱财物的管理、行政权限与程序的划分、官吏出行待遇等，都有比较严谨又可操作的规定。历代以道德、能力为中心的考核制度，在推动多层面的廉政建设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今天的中国是从历史的中国发展而来，当代中国的反腐倡廉与各种剥削制度下的反腐倡廉有着本质区别，但借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的丰富完善，仍是一条重要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