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改革与上海的实践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主持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时指出，要把思想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决策部署上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是工作重点，关系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开局，关系到“十三五”的开局。上海正在加快落实中央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精神。如何正确认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定位，加快推动上海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先行先试，把握未来上海推进的重点领域和方向等，值得予以关注。

供给侧改革不是供给经济学

从经济学理论来说，中国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关键是回答未来阶段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和动力问题。传统经济增长理论一般是关注劳动、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的投入与产出问题，但是无法解释和回避生产要素边际产出递减问题，即劳动边际生产率、资本边际生产率和土地边际生产率率等出现下降，进而无法扭转传统经济增长模式下收益递减的趋势。新经济增长理论则从知识要素、技术创新等视角，探讨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等生产要素本身具有的收益递增的特点，注重增长中要素投入的质量和效率，这被理解为现代经济增长的真正源泉和动力。因此，新经济增长理论强调创新驱动，突出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投入，核心问题就是解决现代经济增长如何摆脱传统增长中的边际收益递减趋势，进而实现边际收益递减性的新经济增长。

中国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质上包括这样四层意思：一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技术进步率，这就涉及实施创新驱动发展的问题；二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这就涉及纠正诸多结构性过剩矛盾和资源错配问题；三是深化体制机制改革，这就涉及如何“让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和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的问题；四是优化创新和发展环境，这就涉及如何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和负担、提高投资预期收益的问题。因此，政策性含义就是最终通过一系列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供给侧体系的质量和效益。而这正客观反映了中国提出“全面深化改革，转变发展方式，实施创新驱动，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必然要求和发展趋势。

中国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上个世纪70年出现的“西方供给学派和供给经济学”在本质上不是一回事。那时提出的供给经济学主要是为了应对和解决资本主义经济的“滞胀”，其背后的理论逻辑是经济自由主义，反对政府干预；以西方供给经济学为基础的里根经济学和撒切尔主义，本质上也是西方新自由主义的政策理念和实践，他们先后通过实行私有化等，放松市场管制、减税等为核心来刺激经济增长。因此，不能把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简单等同于西方的供给经济学。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明确的中国特色和内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问题导向和实践发展的必然反映，可以说是真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和智慧结晶。

上海实践要坚持先行先试

上海作为全国改革开放排头兵和创新发展先行者，始终围绕国家发展战略和工作大局，积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率先坚持先行先试，要继续为全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全方位开放发展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和要求，上海已经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初步探索。例如，根据中央统一部署，上海率先建设自贸试验区，利用开放倒逼改革的机制，加快转变政府职能，营造国际化、法制化的营商环境。自贸试验区建设在本质上就是制度创新，本身就是为新一轮改革开放提供有效的制度供给，是全面深化改革、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上海率先建设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提升全球科技资源的集聚和辐射功能，这本身就是落实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率先推动经济增长从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转型，实践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探索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和科技进步的道路和模式，为重塑中国未来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先行先试；再比如，上海率先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转型，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实现“集约化、高端化、服务化”产业发展方向；上海围绕落后产能和节能减排，“坚决压、勇敢减”，仅2007年至2013年总共调整5400多项，节约标煤780万吨，分流40多万职工，腾出土地将近10万亩，减少二氧化硫排放1.4万吨；　在调整和淘汰落后产业体系的同时，上海大力发展“四新经济”和高质量的总部经济以及全球跨国公司总部经济，较好地提升了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上海要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坚持先行先试，继续做好排头兵和先行者，实践“五大发展”理念，进一步做好供给侧改革方案的“五个搞清楚”，更好地为全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先行先试和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这既是上海自身发展转型的现实需要，更是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国家战略和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