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城乡关系发展中的“人本”回归 （2）

(一)基于“关系”的乡城概念

杨开道认为，乡更应该称之为“农村社会”，“农村社会的英文叫作Rural Community而不是Rural Society。有很多人说，这二者是没有分别的，是代表一个同样的东西……前者是指集合个体——其有共同生活、共同事业和共同目的”，“农村社会还有一个紧要的观念，就是地域Locality的观念。普通社会是没地域观念的，此处的人民可以和他处的人民结成社会，甚至中国的人民可以和外国的人民结成社会。但是农村社会是有一定区域的；他的人民是限于一个地方以内的。他仿佛是一个小的国家，也有人民、土地、主权三要素；所以我们可以说它是地方共同体社会”⑥。这一说法，与乡在《说文解字》中“乡，国离邑，民所封乡也。啬夫别治。封圻之内六乡，六乡治之”(乡，与国都相距遥远之邑，是百姓开荒封建之乡，由乡官啬夫分别管理。国都四周划分成六个乡，由六个乡官管理)的解释有相同含义。同时，对地域的强调，与乡的本来含义更加吻合——即，“思念的游子脸朝着的地方，家园所在地”。与杨开道比较接近，铃木荣太郎认为“社会现象既然是反复发生的，那么从关系的角度理解村落是比较简单的方法。当然，不能只单单考虑固定在土地上的社会关系，事实上人类社会所有的社会关系都是固化在土地上的，这是人类社会的一条基本原则”，以此为基本出发点，“社会关系作为在土地上的一种投射，一定的地域积累就成为讨论这一社会基本特质的平台，即，应该讨论共同体社会的社会统一特征”⑦——其终极表现形式就是“聚落”。聚落主要基于两个基本功能而形成，第一，共同防卫，第二，互助生活。这两点也是乡村之所以形成的根本原因。“人类为什么发展成为密居形态，恐怕防卫是一个首发要因。密居是为了共同守卫自身的生命财产，在此会形成内与外、敌与友的边界。密居的人们是生死患难的伙伴，即使发生长时间的社会动荡，人们也会维持聚落内的生活，并且持续下去。聚落的本来意义就在于此。因为有此共同的理性前提，聚落社会就会在空间上形成一个统一的区域，乡土村落社会如此，更加密集的城市社会亦如此，这就是乡土社会必然存在的理性”⑧。简而言之，在铃木看来乡村社会是基于共同理性而形成的共同体社会。

综上，可以发现，乡的含义可以解释为“村社”或者“共同体”(欧美学者喜欢称乡为“村社”，日本学者倾向于“共同体”)，其主要强调一种基于共同认同和共同生活习惯而形成的“伙伴关系”。在今天看来，其形态主要是基于“城”而存在，以此为出发点我们发现其更接近于“故乡”的概念。神岛二郎对此提出了“活动的城市，休憩的乡村”⑨概念。

马恩通过对原始社会的考察认为，城市不是从来就有的，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从最初的原始部落到部落联盟，发展到细小的民族，才开始聚居并形成城市，在原始社会晚期出现了用墙垣围起来的防御性质的部落居住中心，这便是“城”的基本含义。⑩他们认为，城市是一个“有机体”，市镇是现代当权的资产阶级的摇篮。与马恩的阶级学说接近却有所不同，铃木荣太郎认为城市是一种双向度的“流动”——即，它是国民国家的城市空间分配与社会文化交流的一种关系，这种关系展现了一种流动性：国民国家的中心——首都居于中心地位，大中小城市散布全国，形成一种中心与外缘的围绕关系。社会文化交流呈现一种从末梢极小城市逐级向上接近的趋势，最后到达首都中央，与此同时，首都城市的辐射通过中小城市对最末梢的乡村社会产生回射影响。从中央向末梢的流动是命令的流动、统治的流动、暴力的流动、文化的流动，有时候也有保护的流动。这一过程中，这种流动在国民的体内逐渐被形塑和沉淀，而大大小小的城市成为这种形塑过程的关节点。而从地方向中央的流动虽然比前者小得多，但是，全国任何角角落落的一户人家都会参与到这种流动之中，这种过程通过国家的纳税体系被逐个吸纳。为了较好的完成这种吸纳过程，就会建立起各种组织。从中央到地方的流动节点与从地方到中央流动的节点吻合在大大小小的城市节点。从中央到末梢的流动，是一种基于保护指导的爱护型流动，同时也是镇压榨取的暴力型流动，为了防止这种流动出现混乱，在各个节点上设立了一系列的机构，以维持这种流动的稳定性，这种节点与机构的混合体就是城市。

基于以上内涵，本文把城市归结为七个方面的特征(参见表1)：作为对扩大化社会进行秩序管理的据点而建设了城市；城市出现之前没有农民。与城市毫无关系生活的是“农耕民”，而不是农民。城市在把外部乡村内生化的过程中逐步建立了生活秩序，换言之，城市化与农村化是表里合一的过程；城市依赖于以提供粮食为生活资料的乡村。城市如果不与乡村建立关系，一刻都无法维持其自身的存在，相反，乡村从秩序与文化上也逐渐形成了对城市的依赖；城市因为集聚了多样性的人口而产生了文化。在基于集聚而伴生方便享受的同时，城市也要承担疾病蔓延、灾害发生、食物确保方面的风险；城市不是向自然投入资源而是向社会关系投入资源的产物。乡村虽然生产粮食，但是却经常受到饥饿的威胁，城市却很少陷入饥饿的境地；西欧和中国的城市被城墙包围，与外围有明显的界线。同时，西欧的城市是一种“自治共同体”，并在此基础上逐渐扩张；随着城市的发展，城墙外成为贫困集中的区域。在欧美等国家，在大自然中生活作为理想建设了田园都市和郊外集中居住区。

由此，我们发现城市的发展经历了从经济资本积聚到社会资本积聚的过程，从静态的区域优位主义到动态的文化共生的过程。在西方社会学家看来，随着城市郊区化的发展，城市与周围城市地区间，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上差距的缩小，城市与乡村在许多方面同质性的加强，原先那个基于地理上的城市实体已经不适用，而以相同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为特征的城市社会实体才更适合于定义今天的城市。城市在其扩张过程中逐渐消失在了以社会关系为载体的乡村之中。在这一过程中，无论城市和乡村都在强调生活其中的“人”的伙伴关系或者社会关系心理，同时因为人的存在与流动，二者之间是不可分割的关系。简而言之，人是这两个概念的核心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