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城乡关系发展中的“人本”回归 （6）

(二)乡村的内生

20世纪末西方内生发展理论已经不再讨论全球化的问题而是更多地把视角转向本土区域内的发展不平衡问题——其经典问题是：本土乡村如何发展以应对日益差异化的城乡关系以及农业如何发展以应对工业“掠夺”。其中，1998年英国莱斯特大学的Lan Bowler对于内生型发展的界定值得借鉴价值。这一研究认为全球化对于农业本土发展有外在的压力，但作为农业本身就有一种内生型发展潜力。研究认为农业多样化的模式是解决城乡非均衡发展的有效路径，指出这种农业多样化情况在空间上是呈现分散形态的，指出通过在农业经济发展道路背景下的特殊农业家庭解释内生型发展是作为一个积极因素而不是被动的战略选择促进乡村发展的。认为农业多样化是由本土变化市场和非农业就业机会以及农业家庭的社会资本来决定的，提倡传统“农场经营发展的路子”(paths of farm business development)。认为农业的内生模式能够较好地实现与城市及工业“功能连接”(functional connectivity)，从而实现城乡的均衡发展。(14)20世纪末此类研究发生了转向。英国纽卡斯尔大学农村经济中心的Christopher Ray着重关注于地域身份，目的是表明身份建构与地方建构之间的联系。(15)Christopher Ray指出地域身份建构的目的在于制订战略和落实到地方组织中，这种地方组织可以使本土化协调更多的有效外部力量。该方法试图以提高本土化的意识作为发展政策和行动单位。(16)换言之，只有农村自组织对地域身份的认同才能组织村落的集体力量帮助村落抵抗外来力量的侵袭，才能摆脱村落只作为行政单位发挥其作用的“虚无形象”。这个假设是本土经济的福祉(在任何亚国家范围，从一个地区到一个村庄或者它的周边地区)可以通过以资源为基础的发展实现，而实现这一过程的行动则是自然的、人为的、本土化所固有的(17)。发展需要复原本土经济活动(而不诉诸依赖流动资本)，也需要处理与本土社会基础设施和生活质量等其他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即无论发展行动的形态如何都应该立足于设计和执行的本土参与过程(从而产生主人翁责任感和领土发展的承诺并要按照本土意愿提供一种机制以控制发展过程)。这种行动过程简而言之就是向内看以不断发现、收回或创造领土身份。这一身份的主要来源是文化、历史或物质的，关注点从地域自治体转向公民团体，包括公民的创新、创业精神和资本(财政的和智力的)。现代性反思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自我认同和广泛社会变革之间的辩证关系。地域是同时具有全球性和地方性的特质的，而在相反的背景下行动者通过各种形式的战略干预来实现现代性反思。身份在农村发展的领土方法中处于中心位置，我们可以将其概化为公民团体，随着身份的确定：可标志与其他人的不同；使公民提高类似于“在团体中”的意识。(18)对此，Mamadou Ndoye进行了进一步说明，认为内生型发展假设文化身份的必然提升，而建立在外生基础上的行为模式、文化和生活方式是无法对本土模式发挥作用的。例如，非洲的教育必须服务于加强非洲文化身份，这将集合并树立鲜明的非洲文化特质。只有有了自己鲜明特质之后，非洲才能最终成为世界经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对非洲做些具体的贡献。(19)因此，基于欧洲农村内生发展以应对城市化和工业化挑战的过程中，人们注意到本土能力是至关重要的，只有本土社会具备基本的“可抗衡”能力，才能实现“均衡性”的目标。对此Nemes认为内生发展的概念是与一个更为现代的发展概念相对应而被推动的，而不是简单的二元论(20)，是一种混合视角(21)，农村发展的内生型组织运作是为了加强一个而不是在反对另一个(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