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城乡关系发展中的“人本”回归 （3）

(二)城乡二元结构中的人

最早将“二元结构”概念运用分析人类社会经济现象的是荷兰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伯克，他在对荷兰政府于1860年企图在其属地东印度推行经济自由政策而遭失败的反思中发现，当时的印尼社会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结构社会——殖民主义输入的现代“飞地经济”与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传统社会并存。1954年，刘易斯在其论文《劳动力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中认为整个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供给是无限的，这主要来自经济中存在的大量剩余劳动力。发展中国家存在两个不同的部门，一个是以传统农业为代表的维持生计的部门，另一个是以城市现代工业部门为代表的资本主义部门。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特征主要表现为：劳动生产率的差别、生产目的和行为的差别、收入分配原则的差异。刘易斯认为，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过程实际就是现代部门不断扩大发展的过程，它是通过剩余劳动力从劳动生产率很低的传统农业部门向劳动生产率较高的现代工业部门的转移来实现的。直到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到资本主义部门，经济实现由二元经济结构向一元经济的转化。(11)

之后，新古典主义的研究对二元经济转换模型中农业剩余劳动力假设提出了怀疑，认为工业部门的增长是依赖于农业部门的发展的。一般假设工业部门的工资等于边际劳动生产力，而农业部门的工资等于劳动的平均产品，这使得劳动力可以在两个部门自由流动。具有新古典主义特征的二元经济转换理论首先由乔根森(12)提出。他认为，一个社会存在着一个固定的、在现有制度和医学水平上能够达到的生理最大人口增长率，在达到最大人口增长率以前，总人口增长率将随粮食产出的增长而增长。他把人口增长率达到生理上最大量时的最低人均粮食产出称为临界人均收入水平。当人均粮食产出大于临界人均收入时，人均粮食消费不变且等于临界人均收入水平，这样，农业剩余便产生了。农业剩余的产生使得总人口中的一部分可以从土地上分离出来，农业劳动力向工业部门的转移因此开始。并且，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转移的规模与农业剩余的规模相适应，其关系是：农业剩余在总农业产出中的比例等于工业部门的劳动力占总人口的比例。在20世纪80年代，一些发展中国家在没有完全摆脱劳动过剩的经济特征之前，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经济中的大量过剩生产能力无法与剩余劳动力结合，促进二元经济的转换，这是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所不能解释的。因此，许多学者将凯恩斯理论引入二元经济转换的框架之中。拉克西特的二元经济转换模型是其中的著名代表。拉克西特在20世纪80年代初出版的《劳动剩余经济：一种新凯恩斯主义的思路》一书中提出非农部门的生产受三个条件约束，即农产品的供给约束、非农产品的供给约束和非农产品的需求约束。当非农部门投资水平不足时，农产品的供给约束不发生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提高非农部门的投资水平可以扩大非农部门就业量。当非农部门投资达到足够高的水平时，农产品的约束开始发挥作用。此时，由于农业剩余不可能有较多增加，如果继续加大投资力度，不会增加非农部门的产量。在两部门的生产能力、工资和不同阶层的消费倾向既定的条件下，通过调节自发性支出以达到市场出清，就可以获得最大的产出和就业水平，而低于或高于这个均衡点的所有投资水平都没有实现产出的最大化。因此，如果政策目标是要实现产量和就业最大化，那么，在供给条件和消费目标给定的情况下，保持这个均衡的投资水平是最优的。

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学视角下的“二元结构”讨论的核心是作为劳动力的人，即：从可见的经济形态上看，传统经济与现代经济所代表的农业和工业分别以乡村和城市展现出来，但是二者之间实际上不是割裂的对立关系，是基于劳动力资本的流动形态、基本素质、投资水平决定了二者之间暂时的不均衡，而一旦以市场为核心的现代制度得以确立，二者之间的静态结构将必然消失，形成两个层面人的“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