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城乡关系发展中的“人本”回归 （7）

(三)城市的郊区化

1957年缪尔达尔(K. G. Myrdal)在他的代表作《经济理论与不发达地区》中系统阐述了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理论。他认为区域差异是不断扩大的，并提出了发达区域与不发达区域之间的“循环累积因果”原理，类似于“马太效应”。也就是说，发达区域在生产发展的过程中，生产率不断提高，教育、文化都相应发展，经济状况越来越好，而不发达区域在发展过程中，由于工业缺乏竞争力，生产不断退步，劳动生产率不断下降，劳动者收入越来越低，生活越来越穷。在这种情况下，资金和劳动力开始从不发达区域向发达区域流进，即所谓的“回流效应”；也有可能资金和劳动力由发达区域流向不发达区域，即“扩散效应”。而事实是乡村城市化与城市郊区化的两种效应确实显然地发生了，比如，自20世纪中期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大城市主要经历了四次从城市中心推向郊外的浪潮。一般认为，形成人口郊区化的主要原因有：1.实际收入的增加；2.通勤费用的下降；3.中心城市存在的许多问题；4.跟随企业迁到郊区；5.公共政策的影响等。收入增加能否对人口的郊区化做出贡献？回答此问题尚须慎重。收入增加对郊区区位的相对成本的影响包括两个冲突：一方面，收入上升增加了通勤的机会成本，从而将家庭引向中心城市，这是机会成本效应。另一方面，收入上升增加了土地的消费量或宅地规模，又将家庭引向低价的郊区土地，此乃消费效应。从理论上看，如果消费效应支配着机会成本效应，那么收入增长将引起人口郊区化。但由于对住房需求的收入弹性接近通勤成本的收入弹性，这两种效应几乎互相抵消，故不能期望收入增长对人口郊区化有多大作用。中心城市存在的诸如种族矛盾、住房老化、高税收、高犯罪率、较差的学校等等问题鼓励家庭逃离市中心区而迁居郊区。许多研究都已经证实：具有高税收、高犯罪率和低的教育花费的大都市区经历了相对迅速的郊区化过程。总体上看，乡村的城市化和城市的郊区化都具有非常典型的经济学特点，即这种发展过程主要是由于经济成本的自主性流动导致的，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更多的是涉及市场的作用，而正是这种市场作用下产生了国家动用行政力量介入因此而带来的社会阶级分层的基本动力，即社会的“人”成为了引领这种融合的主要影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