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理论视角下的世界新格局（3）

解决世界各大矛盾的出路何在

南北矛盾和东西矛盾的共同根源是各种错综复杂的利益问题和观念问题。各国之间由于相互了解和理解不够、相互交流不够，加之观念方面差异较大，缺少同情心，更缺少认同感，互不信任或信任度很低，常常产生误解和误判，做出不够冷静理智的决策，相互损害彼此的利益，使矛盾激化，增大相互仇恨和报复心理，进而出现以恶制恶、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这些就是当今世界陷入乱局的主要原因。怎样才能逐步解决这些十分棘手的问题和矛盾？

应当看到，人类社会在力求解决极为复杂多样的国际问题方面已经做出大量努力和尝试，这尤其体现在战后以来成立了大量国际组织及国际论坛上。这些国际组织和论坛可以划分为：北方国家交往的平台有经合组织、北约、七国集团、欧盟等地区一体化组织；南方国家交往的平台有77国集团、非盟、东盟、阿盟、上合组织、伊斯兰世界联盟（成立于1962年，现有60多个成员国，是典型的观念型组织）等；南北间交往平台有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联合国作为最重要的全球性国际组织，其中南北分野和矛盾最为突出）、20国集团等；东西方平台有欧安组织（目前在调解乌克兰危机中发挥一定作用）；此外还有若干临时性平台，包括伊朗“6+1”核问题会谈，朝鲜核问题六方会谈等。

利益是基础，观念主要是精神诉求以及制度因素。各国政府的内外政策在大多情况下是兼顾利益和观念两方面因素，有时却走向极端，做出为了利益而不顾观念或为了观念而不计利益的事情。从整个人类发展史来看，各国都有其长处和短处，各国政府通常都力图首先为本国谋利益、图发展，但出于种种原因也经常做出或大或小的错误决策，损害本国利益及他国利益，同时往往引发社会动荡甚至发生内战和国家分裂。犯错误的原因有多种，包括认知缺陷、判断失误等，甚至出于无知，也有的出于过于急功近利、鼠目寸光、过于利己等。各国人民显然都不愿看到出现这种情况。问题在于如何尽可能汲取前人和旁人的经验教训未雨绸缪。

“本国利益至上”即所谓“国家理性”既是冷战思维的最重要基础，也是冷战思维的突出表现，至今还普遍存在，尤其是在大国身上。很多中小国家认识到在全球化背景下只靠自己不可能维护自身利益，必须加强合作，欧盟是最突出例证。而大国对相互依赖和合作共赢的体会没有中小国家那么深，在认识上和行动上就较为滞后，易于搞单边行动。

利益问题和矛盾主要是民生问题、贫富差距问题，这既要靠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来解决，也要靠全方位改革，包括各国国内和世界范围的全球性改革。但改革只能循序渐进，不能搞“休克式疗法”，即不能搞剧变，不应出现权力真空，造成政局和社会混乱。例如所谓“阿拉伯之春”与西方的官方及非官方动用软硬实力急于求成、不大高明的深度介入直接有关，目前造成了包括“伊斯兰国”猖獗、恐怖袭击在全世界增多等一系列严重后果。

在国际事务中，北方国家处于更主动的位置，南方国家相对较为被动，这是“中心—外围”格局的表现。在地区层面上，例如亚太地区，也是如此。发达国家，尤其是发达大国理应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在此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各自复杂的特殊情况，不应简单片面，更不应动辄使用武力和武力威胁，否则往往使问题更加复杂和尖锐。应当倡导国际关系文明化和法制化。文明化的核心内容就是反对使用武力和武力威胁，反对以大欺小、以强凌弱，而主要采用协商对话的方式解决矛盾和争端。法制化主要包括加强联合国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完善和尊重国际法。

要解决好世界各种矛盾，关键是建立合理公正的国际秩序、进行全球治理，其实质内容就是尽可能解决好各种利益矛盾，也要尽可能缓解观念上的矛盾，虽然难度都很大，但都并非完全不可解决。解决利益矛盾需要各种相关机制，主要靠谈判磋商、相互让步，中国政府强调建立“和谐世界”，学术界也提出了“利益和谐”等主张。

在当前世界格局中，中国的国际地位十分特殊。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中国的综合实力及国际影响力不断上升。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中国不但始终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保持良好关系，而且与几乎所有发达国家也都保持着长期良好关系。例如，在当下俄罗斯与美欧交恶背景下，中国与俄美关系都较好，在长期的巴以冲突中，中国与巴以双方关系都较好。这与中国没有对外侵略扩张的传统、从不想称霸世界、在对外政策领域没有犯过较大错误有关，而是始终作为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出现在国际舞台上。

因此，中国可以在国际事务中比以往更多发挥缓和与调解的作用，这既包括各种利益矛盾，也包括各种观念矛盾。解决观念方面的差异和矛盾更为棘手和微妙，主要应当靠对话交流、学术探讨，而最根本的是要靠学术理论创新，使全人类在重大问题上逐步达成共识，包括对全球治理和国际秩序等问题的认识。中国在改变世界的同时也要不断改变和提升自己，尤其要占领理论制高点。在这方面学术界大有可为。

（作者：刘立群 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李倩瑗 王海涛 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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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出于表达的方便有时不严格区分二者，而是笼统称为“观念问题（或因素）”，不过在需要细究时必须明确区分开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