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得笔杆”事关领导力

新媒体飞速发展的当下社会，让名不见经传的草根成为“意见领袖”，纷繁笔墨间的写手拥有“粉丝军团”。身处传播格局多元的信息空间，置身观点激烈碰撞的舆论环境，领导干部能否执笔立言、码字成兵，已然成为考量领导力的“默认值”。

早在建国初期，邓小平同志就提出“用笔领导是领导的主要方法。”回顾我党发展壮大的历程，不论是面临“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的艰难困苦时期，还是“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战略转折阶段，直至“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共和国创立之初，总会有党的领导人著文立说，或是战斗的檄文，或为催征的号角，甚至于警示的告诫，都起到了凝聚人心、激励斗志的显著作用。步入改革发展的新时代，领导干部坐拥“居高声自远”的优势，身兼“铁肩担道义”的责任，于情于理都应笔杆拿的更勤，文字更为精道才是。

“拿得笔杆”倒逼学与思。“学者政之出，政者学之施”。从某种意义上讲，为政之道得之学而成于思。常听一些领导干部抱怨缺个“好记性”，其实多与“烂笔头”拿得少有关。徐特立曾说过“不动笔、不看书”，学习时产生的灵感，实践中悟出的道理，付诸文字才能成为开启思维的钥匙，点燃智慧的火种。习近平同志担任浙江省委书记5年间，写出集232篇短评在内的《之江新语》，在读书、明理与笃行方面做出了知行合一的表率。由是观之，面对“日异其能，岁增其智”的时代步伐，领导干部不保持“晚上读写想”的常态，又何来“白天走干讲”的状态？有了“焚膏油以继晷”的孜孜以学，再辅以“恒兀兀以穷年”的笔耕不辍，则必当学有日新，政有日进。

“拿得笔杆”考量胆与识。谋事贵有识见，成事胜在胆略。舆论场上的道理也是一样。有了高人一筹的见识，自成“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的挥洒。具备过人一等的胆略，陡生“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豪气。反观眼下一些领导讲话，一提重视就是“加大力度”，一讲变化就是“天翻地覆”，一说成绩就是“前所未有”。而在媒体与网络面前，要么成了不问不答的“牙膏皮”，要么索性问也不答的“闷葫芦”。其实，文字是思想的“磨刀石”。语言是否有血有肉、有棱有角，源自见识的映衬，胆识的支撑。胸怀见识，自然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身具胆识，必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从而彻底杜绝那些照搬照抄的套话、似曾相识的老话、不着边际的空话，真正给人以醍醐灌顶、茅塞顿开的感触和收获，从而牢牢占据舆论制高点，把握发展话语权。

“拿得笔杆”彰显名与实。北宋名臣苏轼曾在《策别安万民》中颇有见地的提出：“有名而无实，则其名不行；有实而无名，则其实不长。”当前少数领导在“拿笔杆”的问题上，一种是把写等同于做，凡事满足于“报纸上有名，电视上有影”。另一种则写与做相对立，抱定“工作认干不认说”。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发展中的问题、改革中的杂音，“说到家”常常就是“办到位”。比如，面对社会上“老不信”的怪圈，要不要笔扫千军以拨乱反正？耳濡舆论场上的“噪音污染”，该不该秉笔直书来激浊扬清？在革命处于低潮的危急关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不啻黑暗中的闪电；当改革遭遇瓶颈的破局阶段，“发展才是硬道理”恰如平地里的春雷。正所谓“功不虚成，名不伪立”，各级领导既要循名求实，靠工作实绩赢取政声。又要因实彰名，凭如椽之笔广传政名，这难道不是两全其美，相得益彰的美事吗？

“所谓文，实国事、世事、家事、身事、心事系焉”。古人寄物咏怀的嗟叹，未尝不可作为领导干部谋事创业的镜鉴。在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步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长征”之当下，拿得笔杆，等于是凭空多了一柄披荆斩棘的利器，写就雄文，无异于立起一面凝神聚力的大旗。只要有益百姓福祉，“爬格子”何苦之有？倘能有利事业发展，“拿笔杆”何乐不为？惟其如此，才能与改革同心、时代同步、民众同力，共同把发展图景向现实难处、人心深处倾力描绘,将改革愿景往治世正途、盛世坦途合力推进，实现党和人民的事业大发展，大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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