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松岭：探析2016年台湾“二合一”选举（8）

我们来回溯一下。1979年元旦，《告台湾同胞书》发表；1987年，蒋经国被迫开放台湾赴大陆探亲；2002年元旦，台湾以“台澎金马关税区”的名义加入WTO，融入到全球化的整合过程中；2004年，国共两党发布“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共同愿景”；2008年，两岸关系进入了和平发展的阶段，一直到后来两岸关系不停地往前推动。这个推动的速度确实很快，台湾以前这么稳定的一个社会感觉到“被搅动了”，卷进一个大潮当中去了，很恐慌。所以两岸积累60多年的动能，通过协议的方式，通过两岸大交流、大合作、大发展的方式爆发出来。大陆因素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切入到台湾内部既有的经济结构，使台湾的社会生活发生了变化，这导致“九二共识”成为2012年选举时的一个非常关键的要素。但从2012年到现在，由于所谓“本土势力”、绿色媒体的操作、扭曲、抹黑，岛内积压的一些情绪就慢慢地寻找突破口。由于岛内某些政治人物的引导、社会运动把假想敌指向大陆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就把这个突破口对准了大陆，就引发了所谓的“太阳花学运”。“太阳花学运”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是排异的表达。排异靠什么来表达？就是来靠议题来表达。议题是跟合法性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排异就是要唤起民众重构历史事件、固化相关事件的态度倾向，不停地刻写、塑造、传播，并且形成社会认同的话语，形成社会日渐接受的历史记忆、文化记忆、社会记忆、政治记忆。

其实我们回过头来想想，老百姓对很多问题不愿意去追根溯源，这个事到底怎么回事，历史真相怎么回事，一件一件去查档案，没有多少人有时间去管这些事情。往往是你一个懒人包用三页两页纸的三两句话给他说这个东西，它深入人心，比如说民主——民主好；统一——统一好。到底什么叫民主，问多少人都不知道；问什么叫统一，不知道。好多人对这个概念并不是很清楚。但这种东西一旦进入每个人的头脑，就会形成一面旗帜，这面旗帜就引导着他向他自己认为比较正确的这一点上去。所以这些东西慢慢地形成了历史记忆、文化记忆，对社会的影响是很大的。台湾的这些操作就是这样做的，背后的这些势力，我们要认真地去观察、了解、挖掘，并且找到合适的方法来解决。“共同体”的排异，使其形成了所谓垄断的“合法强制性”，造成了夺取阵地、同化异端、巩固阵营的客观效果。在台湾岛内慢慢形成一种“必须得政治正确”“必须得站在那个阵营里边”你才有发言权的地步。

作为社会政治运动，“太阳花学运”徒具学生运动的形式和无政府的表彰，实际上其脆弱、敏感，甚至在政治上别有他图等问题引发了一系列内部危机，这个危机以后会慢慢展现出来。虽然说，现在这个危机爆发出来以后，又形成了这拨中坚力量，形成了一个“时代力量”政党，而且代表着所谓的“新兴的势力”登上了台湾政治舞台。这只是一个暂时现象，因为新选民这次是129万，新选民是首投族，总会变成老选民，随着社会地位、经济地位的变化，其投票倾向也会发生变化。年轻的时候，很多人就是通过这样一种社会运动方式来排异。当然，年轻的时候有一种热情，尤其是在被不恰当的引导之后，这个问题更是如此了，再把“共同体”的排异连接在一起，问题就这么出现了。

所以，台湾社会运动这种体制外的方式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太阳花学运”打着对政党不信任的旗帜，以社会运动的这种形式，进一步凝聚“本土势力”，进行了所谓的“共同体”的排异。在自媒体时代，这一批力量是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我们必须充分认识自媒体的手段，充分认识这种所谓“共同体”塑造当中所展现出来的一些基本特征。比如说，这些参加者其实不是一拨人，大概包括幕后指使者、领导者、坚定的支持者、一般支持者和搭便车的人。把这五类人分开后，好多事情可能比较易于解决。这一次“太阳花学运”其实是一次政治社会运动，正是由于前面这五部分人结合到了一起。其实，这些人也是可以拆解开的。这五部分人结合到一起去是有原因的，因为其主要参加者都是在李登辉、陈水扁修改教科书以后成长起来的一批年轻人。教科书非常重要，给他什么样的教育，他就能够变成什么样的人。他们从小到大生活在承平日久的带有“中华民国”符号的台湾地区，没有感觉到硝烟的味道，不了解两岸关系的历史，也不了解其他方面的问题，再加上从小到大看蓝绿政党的撕裂、斗争，包括在家庭内部都会进行大辩论，甚至夫妻反目、父子反目、兄弟反目，厌倦了生活当中这种“统独”矛盾、族群对立和政党恶斗。在他们眼里，台湾就是这个样子的，他们认为所谓“统独”、蓝绿、政党斗争都是伪命题，都是政党捞取权力的工具。他们其实在慢慢地进行一种新的整合，使台湾岛内的舆论向一个新的方向去发展，这就导致了“共同体”排异从生产方式的排异转向生产、生活方式，转向保卫小确幸，保卫既有生活的一切。

所以，“太阳花学运”通过排异获得了所谓的“正当性”，提供了后来“二合一”选举的价值标杆，他通过“九合一”选举和“二合一”选举，其实对台湾岛内的政治精英进行了遴选和淘汰。这就牵扯到下一个深层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