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松岭：探析2016年台湾“二合一”选举（7）

第二个深层原因，在台湾岛内，社会运动其实是被当作了一种所谓“共同体”的自我保护和排异的行动。应该说，在“共同体”的建构过程当中确定成员的身份，并且在内化的过程当中把“共同体”的身份慢慢地均质化是很重要的，就是慢慢把所有人都变成一样的了。你是不是我的同类？你不是，对不起，你不跟我一起，我把你排除掉。你原来是不是外省人？是外省人，你现在认不认同台湾？认同，好，那你再进来。所以他一直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来排异。这种内在的生长已经把内化的因素吸收为自己的养分，再固化、遗传、繁衍、传播。所以，台湾的“共同体”在应对生存环境的过程中，要应急，要突变，要变异，这些问题应该说在所谓“台湾化”的过程当中展现出来，既有本土化的基因，又有对具有一个中国身份格局的政党、政治人物的排斥。当然，背后必然是有力量在推动，没有力量的推动，没有这个效果。这种排斥慢慢地迫使这些政党和政治人物蜕变为“本土势力”或者向所谓的“本土”效忠。这就是通过社会运动排异的一个重要结果。

所以说，台湾政治势力慢慢地在塑造另外的一种所谓的正当性，在引导另外一种塑造。在陈水扁执政时期，因为所谓“本土势力”变成了权力的自卫之后，腐败的政权也成为排异的政权，所以腐败也会被排斥。当体制内没法通过自我保护机制和排异功能实现的时候，自然外溢出来的就是社会运动这种方式。社会运动就成为自然外溢的“共同体”自我保护和排异的重要方式。所以台湾建构的“共同体”慢慢地在走向所谓的现实，且一直通过这种所谓的“自我保护的意识”来进行一系列的保护和排异。台湾作为一个割据政权，不管是以民主的方式还是以武装的方式，台湾的理想跟现实之间，尤其是一部分人的理想跟现实之间的矛盾、法理和政治的差距、两岸实力消长的差距、在整个国际格局当中地位的差距等等，使得其跟大陆之间的实力消长越来越明显，其危机感、恐慌感越来越强，尤其是这种相对弱化，导致了台湾岛内部分人强烈的敏感性、自我保护意识和排他性，而这个排他又有诸多方面的原因。比如说原来的生活相对稳定的时候，很多问题激发不出来。这种稳定的生活就容易导致一种“小确幸”，那就是既有的生活过得去，有一种小资的生活可以过得去，希望保持住这种状态。但保持住这个状态是很难的，一个状态在事物发展过程中总是要变化的。

但是排异不一样，排异因稳定被打破而激发出来。稳定一旦被打破以后，他就要看了，因为稳定被打破以后，往往会出现相对剥夺感。这一次相对的一些剥夺感，慢慢地就要产生一些假想敌，找谁？似乎看去，原来有一批人是到中国大陆赚钱，赚了钱以后，回来买房买地改变了我的生活，恨这一批人，同时迁怒于中国大陆。也就是说，中国大陆慢慢地似乎变成了他们的假想敌——都怨你们，你们发展起来以后，这帮家伙到你们那儿挣钱，挣了钱以后来买地，来干这个来干那个，然后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台湾小型的“致密共同体”从1949年到后来冷战的长期对峙到后冷战一直处于适度的稳定状态。但是从两岸的交流，尤其是2008年以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交流互动渐渐地打破了这种稳定的局面，而这八年极速的和平发展，猛烈冲击了台湾社会的稳定状态，这种强烈的不稳定感带来了不安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