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美贞：中国古代三大盛世通用的治理经验（3）

■在统治理念上：兼容儒法，巧用礼德治国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法并用的思想和方针一直占据统治政策中心。表面的儒与实质的法相互交融，盛世时相得益彰，乱世时用之偏颇，儒法间平衡点的确定取决于统治者及统治集团的智慧。统治者倾向“法”的刚性，被统治者青睐“儒”的柔性，明智的统治者既不损害自身利益，又能取悦被统治者，从而实现双赢。甚至有统治者巧妙地把“法”隐藏在“儒”中，或者以“儒”示人，以“儒”中的“礼德”呈现在世人面前：把私德中的伦理、规范、亲缘关系等运用到公礼中，实现从“内仁”到“外礼”；把礼德紧密地捆绑在国家政治秩序上，孝顺延伸到忠诚，长幼有序升华为等级身份。

汉初，文帝、景帝推行仁政，减轻农民负担，树立节俭典范，即是典型的儒学实践。汉武帝时，董仲舒“天人感应”思想认为：“阳之出也，常悬于前而任事；阴之出也，常悬于后而守空处……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汉武帝利用“天人感应”思想把政治制度、政治理念融入社会生活中。

唐朝的儒法结合体现在推行宽容政策上。唐太宗认为，“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德是道的具体表现，唐太宗把有德、无德作为衡量能否为人君的标准，贞观时期，行仁政、重法纪。

康熙帝尊崇儒学的另一种形式——程朱理学，他认为：“宋儒朱子，注释群经，阐发道理，几所著作及编纂之收，皆明白精确，归于大中至正，经今五百余年，学者无敢疵议。朕以为孔孟之后，有裨斯文者，朱子之功，最为弘钜”。康熙确立理学为官方正统，深谙“民教之以德，齐之以礼，则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齐之以刑，则民有遁心”的道理，把儒学说教外化为百姓日常行为准则，曰“圣谕十六条”。

雍正帝强化“天人感应”，亦崇尚儒学，强化伦理道德，整饬社会风气，强调忠、信、礼、义、廉、耻。乾隆帝对待儒学的态度更接近于康熙帝。

总之，在中国古代三大盛世中，统治者能够吸收儒学中对自己有利的思想并充实新的内容，并且采取了儒法结合、突出礼德的方针，从而有效维护了统治秩序和统治地位。

（作者单位：福建省泉州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