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仍需要现代性的启蒙精神

利奥塔在1979年出版的《后现代状况》中言简意赅地概括了“后现代”的特征，即质疑元叙事。这里的元叙事就是通常所说的“宏大叙事”，主要指从德国古典哲学传统和法国启蒙运动传统中衍生出来的“思辨理性的宏大叙事”、“科学知识的宏大叙事”和“人性解放的宏大叙事”，其核心是理性。德里达因提出“解构”的概念也被认为是一位后现代主义大师。德里达首先解构的是他称之为“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西方形而上学传统，而“逻各斯”一词的内核也可以被理解为理性。在某种意义上，后现代主义的主要特征就是反对理性。以历史学为例，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大致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从大的历史发展进程来说，后现代主义反对理性的和进步的历史观，认为这种线性的历史观过度注重发展，而忽视了历史中的许多其他重要因素，比如人性和审美。其次，从历史编撰的角度看，后现代主义否认传统所理解的历史的客观性和真实性，认为历史撰述与文学写作在本质上并无二致，这基本上动摇了历史作为一门“科学”的基础，甚至可能走向不可知论。

后现代主义首先是对西方现代性弊端的批判与反思。现代性的核心价值观是理性主义。在19世纪的欧洲，人们普遍认为，凭借理性可以洞察宇宙、自然与社会的一切奥秘，人类也可以借此日臻完善。不过，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理性却愈发显现出其内在的弊病。比如，大工业发展导致的环境恶化，大机器生产造成的人的异化，追求物质带来的道德沦丧，还有一触即发的战争危机，等等。这些都让人对现代社会的发展产生质疑。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的相继爆发，以及纳粹对犹太人实施的惨绝人寰的种族屠杀，这更让人质疑现代文明的本质。斯宾格勒在1918年出版的《西方的没落》就对西方文明作出了总体反思，我们在茨威格写于1939年到1941年间的《昨日的世界》中，也可以感受到他对欧洲现状的深切忧虑。因此，有人把现代社会的弊病都归咎于理性，甚至认为理性已经成为制约人类自由发展的枷锁，现代性工程因而已经完全失败。这种对西方现代性和理性的批判，为后现代主义的出现创造了条件。

应当辩证地看待后现代性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不能简单地断言后现代主义就是对现代主义的否定。当然后现代主义也分为激进派和温和派两种，对激进的后现代主义者来说，现代社会完全是虚无的，没有意义可言。其实，在温和的后现代主义者看来，后现代主义恰恰是要提供其他的可能，为现代社会的发展给出替代性方案。如何看待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关系，齐格蒙特·鲍曼的观点值得我们借鉴。鲍曼认为，后现代性是现代性的成年，也就是说，后现代性并不必然意味着现代性的终结，以及对现代性的怀疑和抛弃。后现代性最多或者不过是一种由于不喜欢自己所看到的一切并感受到变革的冲动，因而长久地、专注地、严肃地反观自身，反观自己的状况和以往行为的现代精神。

后现代主义自20世纪80年代引入中国学术界以来，首先在文学界和艺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我们从当时很多文学作品、影视剧和绘画中都能看到一种风格的转变。记得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银幕上出现了不少被称作“荒诞片”的类型电影。这些影片的上映，在国内曾引起了很大争议。到世纪之交时，大众文化领域又掀起了一阵后现代热。在史学研究领域，后现代主义影响的显现大致也出现在世纪之交，当时一个重要的事件是史学界围绕何伟亚那本具有明显后现代研究取向的著作《怀柔远人》展开的争论，这引发了人们对传统史学编撰、史料的价值、历史文本的解读乃至历史学性质的激烈讨论。21世纪以来，随着史学界对后现代主义认识的增强，历史学家更多地对之持批评态度，但一些学者也主张对之采取理解的态度，看到它的可取之处。当前，史学界对于后现代主义的争论基本趋于平静，针砭也好，赞誉也罢，都不会再出现过激的话语。

就西方的社会文化背景而言，后现代主义提出的反体制、反理性口号有其价值，因为这些口号直指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诸种弊病，但它们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因为我们没有产生后现代主义的那种特定的文化和语境。当下中国所需要的是始终符合中国现代化发展实际的启蒙精神，它决不是对西方启蒙思想的简单重复，而是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历史进程中，实现辩证地扬弃，追求更高层次的思想启蒙，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中国文化的主流，依然是沿着启蒙的轨迹，去实现人的解放。哈贝马斯曾经说过：“启蒙哲学家希望用不断积累起来的专业文化丰富日常生活，也就是说，理性地组织日常的社会生活。”对于身处现代性中的千千万万中国大众来说，这一理想不但真实而且迫切。

不过，当前的中国确实存在着后现代主义思潮。以史学界为例，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主要表现是历史研究的碎片化和历史虚无主义。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微观研究并不等于碎片化，因为微观研究的目的是将被忽视的东西展现出来，或者以“见微知著”的方式从个体性中揭示出一些普遍性来。而碎片化却反对历史的科学性，以及历史的人文价值和美学价值。与之类似，历史虚无主义的特点也是去价值化，它试图消解一个社会主流的历史观和历史经验。而正确的历史观和历史意识对于一个社会的成熟和稳定是不可或缺的，从这一点来看，历史研究的碎片化和历史虚无主义都是不可取的。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