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省份出台细则明确领导干部“能上能下”措施

北京市日前下发《北京市贯彻〈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规定（试行）〉的实施办法》，提出进一步完善从严管理干部队伍制度体系，及时将那些锐意改革的干部大胆使用起来，宽容改革探索中的失误，明确违法违纪免职等七种“下”的渠道。

去年７月，中央印发了《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规定（试行）》，与２０１４年修订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组合实施，进一步完善了干部管理制度。记者梳理发现，规定印发以来，已有北京、天津、河北、甘肃等至少１２个省份出台了实施细则或实施意见，推动形成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的用人导向和从政环境。

各地积极推出落实举措 细则强调实操性

为落实中央精神，各地积极推出相关举措。除北京、天津、河北、甘肃等１２个省份外，甘肃定西、宁夏银川等地市以及国土资源部等单位也结合各自实际，制定了相关实施细则。此外，吉林、江苏等省份的实施细则也已进入讨论或计划阶段。

在中央和地方出台的相关规定中，比较突出的内容是完善了领导干部的问责机制，各地的细则更是根据实际情况，对领导干部不适宜担任现职的情形、程序等进行了完善细化。

北京在实施办法中，在问责追究中增加了“篡改、伪造个人档案材料”等情形，在不适宜担任现职干部调整的情形中增加了“违反有关规定经商办企业、在企业等经济实体兼职”等内容。此外，北京还在“辞职辞退”中列出了“自愿辞职”条款，为领导干部主动请辞明确了规则。

湖北省出台的实施意见，把不适宜担任现职需要调整的情形扩充到２０种，包括“参与封建迷信活动”“不服从组织安排，跟组织讨价还价”等内容。

此外，一些地方还把扶贫等工作的履职情况以及执行民族宗教政策情况等作为干部“下”的依据和标准。去年，甘肃省在精准扶贫中落实能上能下，对扶贫开发业绩突出的８名县委书记予以提拔重用、１０名县长转任县委书记，而对考核成绩为“一般”的３个县６名党政主要领导则进行了组织调整。

随着规定和细则的陆续落地，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处理效果已经显现。据中组部统计，截至去年底，３１个省份根据规定精神，采取问责追究、调整不适宜担任现职干部方式，共调整县处级以上干部５８４人。

剑指治党不严为官不为　三类干部将重点面临“下”

记者发现，从中央规定到各地实施细则以及各地通报干部处理案例，治党不严、为官不为、违规乱为三类现象成为调整处理的重点类型：

——从严治党落实不力。在中央规定中补充的五条对领导干部实施问责的情形中，首条就是落实从严治党责任不力，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或者分管领域在较短时间内连续出现违纪违法问题的。

专家指出，过去对下属贪腐现象“睁只眼闭只眼”、只要自己不出问题的“太平官”，在从严治党的背景下属于要“下”的对象。

河南新乡原市委书记李庆贵在任期间，下属３名厅级干部被查处，因此被河南省委免职；湖北省地税系统去年被查出领导班子成员办公用房面积超标率超过６０％，违规修建办公楼、违规配备公车等问题严重，湖北省地税局党组书记、局长许建国被免职。

——工作不担当不作为。去年１１月，位于长江中游的湖北黄石港海关卡口、箱管系统不能用或不达标被要求限期整改，然而具体负责的职能部门办事拖拉，未能按期完成整改任务，导致港口外贸货物运输业务被停止，外贸企业运输成本大幅提升。黄石市口岸办、黄石港口集团两家单位“一把手”均被免职。

为官不为、不敢担当、群众意见较大等情形，已被多地明确列入“不适宜担任现职干部”情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乔新生说，少数干部不在状态，为官不为，已成为当前阻碍改革创新的顽疾，群众反映突出。这类干部“下”，才能为敢为、愿为、善为者腾岗位、搭舞台。

——违反组织规定行为。个人有关事项填报不实、亲属违规经商办企业、开展封建迷信活动等违反组织相关规定行为，被不少地区列入范围。

中组部公布的数据显示，２０１５年全国因不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等问题被取消提拔资格的３９００多人，受到调离岗位、改任非领导职务、免职、降职等处理的１２４人。

上海市在规范干部亲属经商中，１０人被免职，１０人被调岗，１人辞职，３人涉嫌严重违法违纪被立案调查。

一位省级组织部门负责人表示，过去对于领导干部违反相关组织规定，究竟是给予警告处分还是降职免职处理标准比较模糊，“现在对此类违规现象是否下、如何下作出明确界定后，对处理干部规矩意识不强等问题就有了标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