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从供给角度看我国经济的积极变化。第一,我国第二、三产业的变化。我国产能过剩行业在2014年、2015年中出现了明显的萎缩状态,所呈现出的一些经济箫条或者负面的指标,很多集中于产能过剩行业。来看用电量,我们的用电量明显下滑,但是我国GDP增速保持相对稳定,对此我们来进一步分析。看一下分行业的用电量水平,我们会发现,我们用电量下滑主要集中在钢铁、水泥,还有相关一些产能过剩行业,这些行业的用电量增速是负8%,或者负10%左右。由此导致我们整体用电量增速呈现明显下降。再来看一下服务业的用电量,2015年我国服务业用电量到二季度的时候增速是8%,2014年同期增速是7%,也就是说,服务业的用电量不仅没有下降,还上升了。而服务业并不是高耗能行业,所以它的用电量、用电的权重在整体用电篮子当中是比较低的。由此可见,我国第二产业尤其是产能过剩产业出现了一些萎缩,与此同时,服务业有了明显扩张。2015年,我国服务业出现了一个转折点,占我国GDP总量超过了50%。所以,在分析我国经济形势的时候,不能单看制造业部门,尤其不能单看产能过剩部门,更多要把注意力转移到服务业上面。服务业上面的亮点非常多,并且是我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
第二,我国经济是不是已经陷入通缩?对于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有争议的。关于是否陷入通缩,我们通常会关注一些通货膨胀的指标,最重要的一个指标就是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看近几年,我国CPI的通胀率不是很高,2015年在1%到2%之间,但也不能说是陷入通缩,因为至少还是正的通货膨胀率。但是,为什么很多人认为已经发生通货紧缩了呢?因为我国的生产者价格指数PPI出现了一个负的增长,并且负增长的幅度非常大,达到负5%、负6%这样的水平。就是说,从生产部门来看,我们的物价水平是一个负增长,有通缩情况。那么,如果从全国的整体来看,我国经济是否陷入了通缩呢?主要有以下几个判断。
第一个判断。我们的生产者价格指数下降,并不是说全部生产者价格指数在下降。其下降主要集中在产能过剩行业,比如说石油、钢铁冶炼、化工这些产能过剩行业。换言之,剔除这几个产能过剩行业,我国整体PPI还是相对比较稳定的。
第二个判断。CPI和PPI的缺口不断在放大。在过去30多个月里面,我国 生产者价格指数PPI指数一直是负增长;物价指数CPI一直是正的,两者的缺口不断地放大,这个缺口有6%、7%到8%的水平。CPI和PPI的价格分歧,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服务业,还有制造业这两个部门,或说是二产和三产这两个部门价格指数出现了分歧。换言之,CPI和PPI的分歧体现的是结构性因素。从CPI和PPI的分歧来看,我们物价水平的下跌,主要集中在PPI,就是集中在生产者价格部门,尤其集中在产能过剩行业,还有与大宗商品相关的行业。
第三,我们的政策空间是不是充足?其一,我国财政政策空间比较大。不管是横向比较还是纵向来看,我国财政政策空间是有的。2014年,审计署对全国财政包括地方政府债务情况进行了一个审计,大体结果是,我国国家债务余额占GDP的比例大概在40%左右,这与欧洲、美国、日本相比,是非常低的,美国在100%,欧洲在100%多一些这个水平,日本有250%左右。因此说,我国财政政策还有非常大的实施刺激计划的空间,可以增加国债发行,以增强我国国内金融市场尤其是债券市场的流动性。
其二,我国尚且拥有货币政策空间。一是我们的货币政策利率比其他主要经济体要高的多,因此,降息空间比较大;二是我国的存款准备金率在全世界几乎是最高的,接近20%的存款准备金率,因此,降准的空间也是比较大的。总体来看,我国的政策储备空间还是有的。
接下来,关键的问题是要怎么做?一方面,2009年,我国4万亿的刺激计划带来的一些问题,给我们一些可以借鉴的经验教训。就是在刺激过程中,不能让产能过剩又出现一拨新的复兴浪潮,不能给产能过剩提供喘息的机会。换言之,新的刺激计划要尽量躲开产能过剩行业。另一方面,与产能过剩行业相对应的企业都有过度投资。很多融资来自于银行借款,如果完全置之不理,那么,这些产能过剩行业可能会出现破产,接着就是债务违约,进而对金融市场、债券市场产生一些比较大的影响。因此,应加速去过剩产能。
(四)供给侧改革的思路。这里,我们以我国劳动力市场为切入点来看。
第一,对我国未来5到10年经济增长的预测。我国劳动力数量在下降,质量在提高。“十一五期间”,2006年到2010年,我国年均劳动力净增长200万;“十二五期间”,2011年到2015年,我国年均劳动力净增长是负200万;“十三五期间”,我国年均劳动力净增长会减少更多。那么,我国劳动力质量提高,体现在什么地方?我们国内培养的人力资本,就是大学生的数量不断地在增加,同时,从海外留学学成归来的留学人员数量也在增加,与过去5年、6年相比,这些增长有7倍到10倍。如果只看到我国劳动力数量减少,劳动供给减少,那么我国经济增长率是在不断下降,到2020年要降到5%到6%之间;如果看到我国劳动力质量的提高,那么到2020年我国经济增速还可以维持在7%到8%之间。最近这两年,我国经济增长落在这两个预测之间,既没有增长得那么快,也没有增长得那么慢。由此表明,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人力资本并没有完全转化成生产力。
第二,我国面临劳动力市场不匹配的结构性问题。2014年,在全国劳动力市场上出现了两极分化。一方面,低端劳动力市场供求比失衡,比如说民工荒现象,大概用工需要120个人,而真正来找工作的只有100个。就是说,从高中以下的学历来看,劳动力市场的供求是非常旺盛、非常景气的,只要有人找工作,就能马上有岗位,而且空缺率20%。另外一方面,大学本科或者本科以上的就业供求情况是相反的,比如说企业需要88个人,可是来找工作的大学生有100个人,失业率达12%。就是说,大学生并没有全部找到工作,并没有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这样看,我国劳动力市场出现了两极分化,一边是民工荒;一边是大学生就业难。这就是我国现在面临的一个结构性问题,我们将其称为劳动力市场的不匹配。实际上,劳动力市场的不匹配,反映的是产业结构后面的不匹配。
以美国的数据参照作比来看。我国就业比例明显偏少的行业在服务业中,主要在公共服务、社会福利、社会保障,以及医疗、教育、环境保护、技术服务、研发这些行业,而这些行业恰恰是我国经济的短板。一方面,我国有产能过剩的行业;另一方面,我国有很多供给不足的行业,而这些行业恰恰是可以给大学生带来就业机会的。老子在《道德经》里讲到“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我们政策的导向也应该是这样的。一方面去产能过剩,减少对低学历、对农民工的需求;另一方面推动供给不足行业,就是上述服务业的发展。
第三,推动服务业行业的投资,增强其供给能力。我国大部分服务行业的投资是不足的,由此导致其供给和就业的不足。为什么投资不足呢?这和市场的准入有关系。因此,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包括对民间资本的准入,还有外国市场的准入,调动各方面投资的积极性,增强这些服务业部门的供给能力、提高就业水平。
第四,服务业部门的发展能够带来的积极影响。一是增加投资。最近这些年尤其是2015年,我国经济增速下滑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固定资产投资的下滑。如果能够放开服务业的准入,吸引民间资本和外部资本进行投资,投资到服务业部门,那么固定资产投资下滑的态势或许能够得到一定的缓解,进而可以使我国宏观经济得到一定的稳定。二是从长期来看,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加速供给不足行业的发展,同时释放需求。如果供给面相应地跟上,那么原来被抑制的服务行业的需求将会释放出来,进而促进经济增长。三是有利于社会的分配更加公平。制造业、产能过剩行业是典型的资本密集型行业,其在产出分配过程、收入分配过程中更有利于资本即是利润所得,而劳动力的分配份额是比较少的;服务业部门是劳动力密集型行业,服务业的发展会促使收入分配更加向劳动者倾斜,劳动者能够分得的蛋糕份额会更大一些。四是能够改善就业情况。可以给大学生提供更多、更好、更有质量的就业机会。五是能够改善我国国际收支失衡的情况。由于我国国内消费需求得到了释放,更多的消费留在了国内,因此,从国外购买相应的服务或者相应商品的需求就会下降。这对于我国经济增长重心转移到国内,也是大有好处的。
三、我国经济面临的外部环境以及新时期的“改革”与“开放”
在全球变局背景下,整体的全球一体化趋势正在面临挑战,全球的碎片化成为一种新的态势,国际贸易体系、国际金融体系、国际投资体系都在出现碎片化趋势,而且很多时候,我国处于这个碎片之外。所以,需要我们采取一些措施,这就涉及到我国新时期的开放政策,这必将为我国自身发展营造一个更好的外部环境,同时,也有利于倒逼推动我国国内的改革。
(一)改革开放30多年我国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得益于比较好的外部环境。我们能实现这么高的投资,能够有这么多的出口贸易,是与全球经济一体化分不开的。全球经济一体化主要体现在国际贸易体系、国际金融体系、国际投资体系这三个方面。我国经济在过去30多年中,从全球贸易体系中获得了很多好处,尤其是2001年我国加入WTO以后,我国的出口增速非常快,直接带动了我国国内一些投资,还有其他消费,同时,也受益于国际金融体系。虽然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出现了局部区域性的金融危机,比如说拉美债务危机和东南亚金融危机,但是,从全局来看,全球国际金融体系相对来说还处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国际资本流动并没有出现整体的混乱,汇率也是相对稳定的。由此,我国享受到了一个比较好的外部环境。
(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正在一步一步趋向碎片化。其一,从国际贸易体系看。从WTO平台看,WTO谈判在多哈回合贸易谈判碰到了一些问题,发展中国家和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谈不拢。怎么办?发达国家希望有更高的全球贸易规则、全球贸易标准,所以另起炉灶,美国一边找太平洋沿岸的国家,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还有智利等,签订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另外一边,美国和欧盟在谈 TTIP,即是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而我国孤立于这两个重大贸易协定之外,当然还有其他经济体也在这两个之外。日本与欧洲在讨论类似的大型自贸区协定,还有中、日、韩自贸区协定等。由此,国际贸易体系从原来WTO这样一个整体框架、全球平台,过渡到了全球呈现很多块碎片的状态。换言之,国际贸易规则不再是那样一个能够有效协调的整体,而是一些碎片,并且在很多时候,我国是在这些碎片之外的。
其二,从国际金融体系看。原来国际金融体系最重要的国际机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然而,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平台的国际金融体系改革面临着很多困难。比如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扩容增资与份额改革,2010年提出来的一个改革,直到最近前几个星期,美国国会才刚刚通过协议,就是过了5年之后,才得以表决。总体上看,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为平台的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明显滞后于全球经济格局变化。基于此,发达经济体另外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说全球最主要的六大经济体央行包括:瑞士央行、美国央行、英格兰银行、日本央行、加拿大央行,还有欧洲央行,达成了一个刚开始是3年期的双边本币互换,就是货币互换协议,后来,将其改成了六个经济体无限期的货币互换协议。这意味着,如果美联储加息,全球资本流动出现局部风险,那么,这六个经济体可以互相给予流动性支持,尤其是美联储可以向其他经济体提供美元的流动性支持,因此就没有必要积累太多外汇储备,而完全有能力应对短期货币危机、应对短期外汇市场流动性问题。但是,这仅仅是全球六大央行间的一个货币互换协定,这里面也没有我国。另外,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也做了很多措施。比如东盟,加上中日韩,也就是十加三平台上,正在推动《清迈协议》的多边化,以及相应的外汇储备的资产池。再有,金砖国家成立的金砖银行也有一个相应的应急资金的储备池。
总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的国际平台的作用越来越削弱、越来越缺乏有效性。因此,发达经济体开始自己想办法,新型经济体包括东盟国家、金砖国家、中日韩都在寻找一些相应的应对措施。国际金融体系也处于一个碎片化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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