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峰：“互联网+政务服务”落地的瓶颈（2）

其次是体制瓶颈。

把“互联网+”行动推进至政务服务领域，核心是要实现部门数据共享，提高公共服务获得的便捷度和民众的满意度。但在一些地方，由于缺乏组织结构上的变动和科学化的互联互通机制，“条”“块”分割的体制构架影响到部门、机构间的数据共享。

打破“条”“块”信息分割的状态，是真正实现“让数据多跑路、让百姓少跑腿”的关键一环。要实现这一点，可以在数据汇聚和联通上着力。一方面，以不同的政府职能为基础，在数据汇聚上做文章，将可以公开的数据、信息统一到云平台上，避免数据割据和信息基础设施的重复建设；另一方面，在数据联通上做文章，搭建跨区域乃至全国的信息共享、交换平台，让数据与信息能跨地域、跨层级流动，从而为提供全生命周期的远程公共服务奠定基础。在这个过程中，要注意保障个体的隐私权，避免信息泄露。

最后是管理瓶颈。

将“互联网+”引入公共服务领域，对政府提出了更高的管理要求与挑战。但在现实中，相关理念和措施并没有一步到位。

第一，在管理理念上，“全控式”与“放任式”的理念并存。前者过分强调“互联网+”行动的安全与秩序，忽略了“互联网+”跨界、开放、共享的本质特征，让数据趴在旧有的体制、机制下不能被激活，管得过多、统得过死；后者完全放松规制，对其运行过程中的风险、挑战与威胁估计不足，从而影响到信息安全防控措施的到位。

第二，在管理方式上，一些人习惯于运用行政指令方式推进电子政务发展，对新的管理技术手段不熟悉；注重运用人格化权力去做点、环节上的突破，忽视面上、部门内或行业上关于“互联网+”行动的顶层设计。这也是造成信息孤岛、数据割据的原因。

第三，在管理资源上，政府系统内部缺乏强大的动力去熟悉、掌握新的网络技术和管理技术，体现在管理资源上就是相关技术人才的匮乏。如一些地方政府在推进“互联网+政府服务”过程中，采用PPP的合作模式，即企业建设、运营并拥有云平台以及政府购买服务。这种模式要求政府做一个“精明的买者”，去同企业谈判并监督契约的履行。这就需要拥有、储备这方面的人才。

要突破这些瓶颈，需在维护信息安全的基础上，把握“互联网+”的本质属性，放管用相结合，特别要通过大数据技术的关联分析、交叉挖掘等，提炼、发掘公众需求，打造为民服务的“24小时工作站”；管理方式上，注重引入与“互联网+”思维相一致的管理技术和互联网技术，遵从推进过程中的法治化路径；管理资源上，要整合各方资源，积极借鉴企业行之有效的管理经验、技术，加大技术人才、高级管理人才的引进、培育。

（作者为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研究生部主任、校MPA中心主任、教授）